至于“诗界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本来也不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人最先提出来的，清末时到民国初年也有人早已说起。在陈、胡二人之间，胡适却比陈独秀更先注意到“文学革命”这一观念，他在1915年夏天和9月早已注意到这点，1916年10月他发表在《新青年》月刊上给陈的信里又说到过，只是到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才改写作“改良”。在那信里他并且把他所提出的八件原则归纳成“形式上之革命”和“精神上之革命”。后来有许多人只注意到陈独秀在《新青年》1917年2月号发表的《论文学革命》一文，便以为“文学革命”最先或最主要是由陈所提倡，这却不完全正确。不过陈独秀在文章里特别提倡“写实的”“社会的”“平民的”文学，给文学革命的确加了些新的内涵，而且给予新文学运动以后六七十年间十分巨大的影响，倒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不过就提倡白话文学来说，胡适的努力和贡献，自然超过了任何别的人。在这方面，他有两件最重要的贡献：一件当然是他提倡并实地用白话写新诗，“新诗的老祖宗”这头衔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第二件则是他宣称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就把文言文从正统的高位上拉了下来，白话文和文言文翻了个筋斗。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就某些方面看来，也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个重要性，恐怕一般人还不曾意识到，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充分认识到。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路、思考和行为。白话文的成功推展，可能已促使中国文化变色和变质了。这无疑的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自然，这是“五四”运动以来，无数作家和知识分子分别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胡适初期催生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胡适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方面，当然还有许多别的贡献，如他看出中国传统文学两条平行发展的路线，对传统小说的考证分析，“新红学”的建立，对词的探索，等等，有些早为世所周知，本来不想在这里多说。
至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某些批判，有些却只是因袭前人，并无新意，或过于笼统，有些却不见得正确公平。像信中和“刍议”文中所提到而后来改称作“八不主义”的、“须言之有物”“不用滥调套语”“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讲对仗”“不用典”等，都是前人已主张过的。不过他在当时一并提出，当然不无救药时弊的功用。其实“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我在”恐怕也只有后半句正确，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在《信心与反省》一文里就说：“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又说：“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学人的长处。不肯学如何能创造？”“一切进步都是如此；没有一件创造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关于“不讲求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这只能说，因为过去骈、律弄得太过火、太呆板，却不能否定骈、律在过去的优越成就，谁能否认庾信《哀江南赋序》和杜甫《秋兴八首》的美之价值？所以后来梁启超就起来反对说：骈俪对偶之文，虽为近人所反对，却自有其美。唐德刚教授在所记《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里就引《今古奇观》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段妙文来反驳胡先生，我看也还有点道理。当然，我并不特别提倡作骈四俪六之文，可是中国的对联，我素来就认为还值得提倡改良，因为那可能已是世界文学作品中最为大众所见的，最简短而最普遍的文体，正用不着废弃它。至于不用典，齐梁时代的钟嵘在《诗品》自序里早就说过，但后来用典的作品，好的不但很多，而且若改用“直陈”，也决不能达到那种繁富深沉的境界，像李商隐的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其实胡先生自己很喜欢用典。古今中外好的用典太多了。中国过去把它分成两种：一是“用事”，一是“用词”，我看也许还可加一种“用意”，就是既无事可据，又不用原词而只袭其意者或可归入此类。适之先生最有名的一些词语往往都是用典，例如他提出的“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就自认是受了读《水浒传》的影响，从这小说里“景阳冈只手打虎的英雄武松”，和“三打祝家庄”等种种故事和词汇，自可看出胡适是在用了词汇之典。“打倒孔家店”这句口号正可说是“模仿古人”的成果。又如他的《逼上梁山》一文，更是用了《水浒传》的事、词之典。至于他那开创性的《尝试集》，取名用了陆游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词汇之典，意思则是用了美国当时诗歌美术的“尝试主义”（Experimentalism）的意典。用典的好处，乃是因为由过去的神话、史实、意境、词语可得到包含丰富的蕴义，多重的意境，和历史源远流长的感觉，决非别法可得。西洋现代许多优秀诗人，如艾略特等，都在这样做。虽然有时颇觉晦涩，但好处也是显然的。以上大略检讨胡适早期的文学主张，德刚已另有长文发表，我可不多说了。不过我早就指出过，胡适当时这些偏失并非主要，主要的乃是他极力提倡白话文学。偏失决不能掩没他的主要贡献。
其次，不妨来看看胡适对中国历史和经典研究所开启的道路。这牵涉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国故”和“疑古”两大问题。本来整理国故在他之前也早有人做过一些，章炳麟、王国维等都有不少成就。不过胡适在他留学时代却更有自觉，更有系统，更注重方法论，更注重逻辑与举证。他特别提倡“实验主义”，固已为众所周知，不过近些年常有学者批评说他对这种哲学思想并无专书详细述介，这固然也是事实，但我认为要点并不在此，若他当时只去著些专书，翻译些专著，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看得懂或注意，他用浅近实用的方式传播开来，正是他的特长和特殊贡献。他注重历史方法，也就是他有时叫作“祖孙的方法”，结合西洋经典考证方法、汉学家考证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尤其是乾嘉时代发展起来的考证方法，给整理国故开了个新的局面，这当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自然是对《水浒传》《红楼梦》等传统章回小说的考证研究。正由于通俗小说人人喜欢看，所以影响才那么大，与钻研甲骨文、金文等就有不同。可是胡适在另一方面，著作《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有开山的作用或特殊贡献。这虽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我所要强调的乃是他在这些不同方面的启发作用，绝非别人所曾做到；并且他之介绍西洋思想学说，往往与整理国故相融会贯通；还有，那个“国故”范围较广，包括古典和通俗文学。（当然，像俞樾、王国维等也算是一部分的先行者，但传播和影响，远不及胡适。）这儿我还须一提，有人以为胡适把Pragmatism译成“实验主义”，并不准当，左派作者都译作“实用主义”。（最近又有人要把它译作“实效主义”。）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用“实验”一词是一方面要强调杜威等人特别重视方法论，一方面是他觉得一般中国人太不注意方法和实证。从这件事可看出，无论他介绍西洋文化思想也好，整理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也好，往往考虑到救时弊的作用。即令如此，他大致上还不肯过于歪曲事实，比起许多别人来还算要好些。
关于“疑古”问题，本来是他的同事钱玄同（“疑古玄同”）和学生顾颉刚在早期主张最力。胡先生当然也提倡过“于不疑处有疑”。不过我看他还是尽力想去做到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他只是教人不可“轻信”。我有一次对他说：“轻信”这个观念在传统中国很不发达，不像西洋成为专门名词。他非常同意，并指出他过去时常要人不可轻信。事实上，胡适先生绝不是个一面倒的“疑古派”，这从他坚持对老子其人和《老子》一书年代早于孔子的看法就可以知道。我多年来就认为，他这个看法，比梁启超、钱穆、顾颉刚、冯友兰，以及当代许多西洋汉学家把老子拉到孔子以后的说法要合理得多。有些人甚至把“老子”放在“韩非子”和“庄子”之后，真是乱翻筋斗，无理取闹了。我的理由很多，这里不能细说。顾颉刚先生在抗战时期和战后与我有好些年交往，他早年对古史传说固然深深存疑，可是他几次对我自辩说绝不像一般人说的那么厉害和走极端。他相信《逸周书》有些篇必是周初的作品，和我的看法很相近。只是我相信的更多，我在几篇文章里都曾提到过。考证工作本来不易有定论，不过就我个人浅薄的判断，在“无微不信”这方面，胡适比他同时的许多优秀学者也许还要小心谨慎些。只有牵涉较广泛的问题时，由于他要救时弊，或要稍稍去“适之”一下，才有时也难免言过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