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贬责，我固然有同意有不同意之处，但他用心良苦，我是十分同情的。民国十九年（1930）他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之后，有答复梁漱溟的一封信，在里面说了这样两句话：“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这说得很好，前面这半句正可说明他严厉批判中国文化的用心。正如韩愈说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责人也轻以约；今之君子，其责己也轻以约，其责人也重以周。”胡先生在这中西文化问题上倒颇有“古之君子”的风度。只是我以为，对于我们的祖宗，似乎也不必重责，还只宜多责备今天自己做子孙的不好。1984年大陆上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开会，我对他们痛切讲到这点。1980年诗人卞之琳先生住在我家，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人检讨三十年来大陆上政治的大灾祸，他起初采取大陆上流行的解释，说“文革”种种都是由于中国的封建遗毒，我指出传统中国也找不出“文革”这种事，而且三十年间，台湾保存中国传统更多，海外唐人街的华侨更是突出，反而没有发生过像“文革”种种恶劣的事迹；为什么他们不把大部分责任推到苏联传入中国的马、列、斯大林作风呢？我们反复论难到半夜后四点钟，才得到个共同的结论，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和中国专制政治社会风习两者的贻害都有。可是我个人仍然认为当代中国人本身还是负有最大的责任，既不好推给祖宗，也不好推给外力。
记得五十年代中，胡适之先生到哈佛大学时，他对杨联陞教授（我这位好友一个月前竟也去世了，这里提及他，不胜悲悼！）与我两人郑重地说：近来美国许多左派的中国通和汉学家常常说：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思想与作风，正合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办法。这完全是诬蔑中国传统，替共产党找借口。我们必须抗拒这种说法。联陞兄比我圆通，他只点头微笑，我一面表示大致同意，可是又补充说了一句：“这个问题很复杂？”胡先生听了就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其实我要说的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也有缺失，该负一部分责任。因为胡先生知道联陞兄和我在哈佛的同事中，就有他要批评警惕的人，他恐怕我们不方便直说，所以点到就算了。总之，胡适先生严厉批评中国文化，它有许多方面本该批评，有些不该抨击。攻击一部分时，本可同时承认别方面一些贡献，才好平衡。胡先生不这样做，是不愿助长民族自满、民族自大狂，阻碍向外人学习的热忱。他竭力替日本善于学习外国的长处辩护鼓吹，目的在希望中国快快模仿别人的长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假使中国人心理健康，本来不会丧失民族自信心；无奈百多年来，中国事事不如人，才使自信心过于容易丧失。正由于这样，胡适在这方面就大受攻击。真是中国的不幸，也是胡适之先生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