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封信论及的是每个学生最为关注的事情——考试。
我由北大国政系转而投考朱师的研究生，然成绩欠佳。愁窘之余，曾写给未老师一封短信以请罪。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斯巴达的妇女对即将出征的战士说：要么拿着敌人的盾载誉而归；要么战死疆场，被自己的盾抬回故里。可我带着自己的盾孤独地回来，内心的伤痛不是来自对战场和死亡的恐惧，而源于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质疑和对周围世界的焦虑。”可见我的心理困境。
不久，朱老师唤我至家中，拿出写给刘平(曾与我一同考研，现拟赴法留学)和我的信。信中述及朱老师对考试类型和功用的理解，这是在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一位教师的切身思考。作为这种体制下的学生，心有戚戚。读至信末一句“你们不要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尤其不要让别人以考试成绩所作的评价左右你们对真理的追求”，眼眶一热，顿觉豁然。
个体在社会中不可避免身陷外在标准和内在追求两种人生评判尺度的夹隙，既要应对外在标准(为了生存)，又不能为其所役(为了自由)。朱老师在此提出两难境遇中的现实人生方式，同时寄予对学生深切的期冀：无论处于何种境况，都能凭借理性做出选择，寻找属于自己的通往真理和幸福的路。这也是朱老师对现代人的阐释。(张欣)
第16封信关于教师，是一篇现代《师说》，收信人中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研究生。
高中起，我对于多数老师照本宣科的授课变得失望。人的活生生的智慧怎么能灌注在这种授课方式中呢?于是我转而专注于学科竞赛，不久也意兴索然。人的价值难道就体现在显示自己在智力上高人一等吗?
进了大学，授课变为抽取梗概、讲解重点，没有完整的理路，更没有引人入胜的探索、追问，大多数老师的作用仅仅是告诉你教材里重点是什么以及如何准备考试。于是大学教育变成了在半睡半醒中听完一节节课，在糊里糊涂中通过考试、拿到文凭。我的问题更多了，然而没有人回答，最多得到这样的斥责：“你还是踏踏实实做一点科学研究吧，对这个社会才有切实的贡献，人文科学一点用都没有。”然而我还是不明白，就算是做科学，只需要读论文、做实验、发文章就行了吗?科学的技术化倾向使人变成了科学项目的奴隶，导师蜕变成了老板，学生又怎么办?那么，什么样的人配教我们，我们应当受到哪些方法论的训练以获得独立的研究能力?另外，人活过这一生的意义真只是为了得这个奖那个奖，出这本书那本书吗?科学训练是为了以后获得高薪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或者便于在舒适的学术岗位上发表不够格的学术论文以凑数吗?这些是我的问题，然而好像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清楚的回答。后来有了朱老师《关于教师》的信。
在这封信里，朱老师主要回答一个问题：网络时代教师何为。老师由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谈起，讲到大学里不同教职的设置与标准，最后又回到教师的神圣职责：幸福的航灯。(陈亮)
第17封信是论述专家／学者的区别，为了解决一个同学的困惑。
半年前在北大结束了4年的本科生活，同时亦开始了3年的研究生生活，仍旧是从前的学校，仍旧是从前的专业，于我终点就是起点，新的亦仿佛是旧的，感觉应该是迈出了一大步，却又仿佛仍旧停驻在原地似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不知道真正的这一步应该如何迈出，又迈向哪里。一开学，系里让我去日本研修半年，临行前与朱老师匆匆谈起自己的困顿：求学难道只是以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较之其他人更高的标价的可能吗?只是被锻造成更熟练精密的社会零件的可能吗?求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朱老师的信正是在我对方向依然迷惑不解的时候收到的。它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更准确地说，是辨明了一个方向。专家与学者似乎是一个方向上的两点，又似乎是不同方向上的两极，两者之间的距离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认识方向，也认识自己。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亦不是一种选择，因为它不仅仅是朱老师信中告诉我的选择，是我在求学路上向前跨进一步时不觉的已然的选择，而且还是一个认真的“求学者”对“学”纯粹的必然的选择。我想这也不应当仅仅是朱老师呈示给我一个人的选择，就像困顿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困顿一样。(王岩)
当我回顾自己的本科阶段时，发现过早进行专业化训练带来的恶劣后果：在应当开张大局、拓宽视野的时候，被学之即忘而且在研究生阶段还要重复学习的专业课程占去了宝贵的时间，这是教学单位对学生的不负责，也是珍贵脑力资源的浪费。我还发现了在身边的诱惑：慷慨激昂的批评者容易迷惑大众的判断力。然而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数以为应当发发牢骚甚至骂人来显示自己忧国忧民时，默默无闻的踏实的基础工作谁来做?在这个缺乏信仰的年代，有人欣赏甚至钦佩信教的人，以为他们至少有追求。对于一个不断追问的人来说，为什么非要执著于成功、利益才能心安，为什么不能以无所追求作为一种追求?这些问题我想过，但没想清楚，在整理朱老师的《关于专家与学者》一信的过程中澄清了一些。
在这封信中，朱老师谈了专家与学者的差别，对有志者提出了学者的要求。专家是学者的基础，但学者不仅止于此。学者不同于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求道者。求道途中，先要经受严格的科学训练，养成对问题保持理性判断的习惯，包括对待信仰问题。而当对人对事也像对学问一样一丝不苟时，学者的品格就养成了。(陈亮)
第18封信《关于科学的局限》是一份讲演稿，后来寄赠给了清华的一位同学：
理工科的学生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文科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从其历史的源流与所秉持的精神来看，文理科本属一宗，只是人性为了理解世界与自我而显现为不同方式。文理的分划显得过于粗糙，文科可分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科又可分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作为人性中因对自身发问而生的人文科学，其研究的程度和算计的方式表明它确属于科学，并且因其引领人对人性的整体进行思考而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科学并非万能，人的存在也并非完全理性，在全面复归人性的道路上，现代艺术以其特殊的干预方式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所在。
朱老师的后几封信，尤其是《关于科学的局限》这一封，显示出他写作的指归：在经历严格的科学方法的规范后，思想就有可能健全地展开。一个理性而又具备不断反省能力的人，他在抬头仰望星空或反观自身时，也许一种宁静而幸福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陈亮)
在这封信里我不仅理解了科学的局限，也更多地了解了科学本身。科学作为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剖析自己就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理性来解决。我们的目标是到达幸福的彼岸，但却不能确定渡舟在哪里。这也是我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反省和发问”确实是一条达到“独立与自由”的途径，也许只有通过人性不断的完善，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张昱琪)
第19封信是朱老师当选为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而对自我的反省，并以此答谢北京大学广大同学的盛情。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哪个年代都会有，我不愿随波逐流，又害怕被时代所遗弃，于是只有惘然。
朱老师给了我一种解答，一种心灵丰富的健康生活的可能，一种现代人的处世自立：固守该固守的，超然该超然的。“上帝死了”。我们无法再在什么信仰中获得庇护(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由及其代价)。我们也许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树立一个现代人的行为底线，再依靠个人的努力争取到自身内心的安宁。后来觉得朱老师教什么课程无关紧要，从朱老师的“自我检讨”中得到启发才是关键。(卓佳旻)
我们都觉得，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朱青生老师这19封信是一件可喜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让更多有志投身学术的年轻人在起步时就意识到学术中科学规范的重要性。朱老师经常强调做学问要科学、严谨，只有有意识地运用学术方法与规范才能使科学学术成为可能，进而构造人类的理性精神。他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也不忘教导学生科学地读书、思考、提问、写作等，而这一点却是我们不少年轻学生所缺少的。也许我们有天马行空般的思维能力，但我们却不懂得接受规则的制约，而且由于很少能接受完整的科学训练，引发了许多无谓的争论、说辞，浪费了时间、精力和心智，甚至连真正的问题都提不出来!一位编辑非常恰当地概括了我们的意愿：
我要将一百本书送给学友，因为觉得它提供的方法和观念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可信服的、最具创见的文字。我但愿他们比我提前认识到这种缜密、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坦荡、独立、理性的知识人格，从而能够在纷繁浮躁中找到明晰的学问、人生之路。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望。(陈蔚)
2001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