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封信是朱老师专门写给刚刚进入专业研究生课程的同学的。
研究生入学时，朱老师在德国，于是写信汇报学习情况，老师回信从艺术史的“专业工夫”讲到思考阅读。信中辨析了科学阅读与思考阅读、个人与他人思想、科学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言之所及又自然解答了一些困惑：专业阅读中，本领域加速积累的信息是否仅仅是学术工作的职业工具；非专业阅读时乐于“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怎么在分享、感叹前人言论的时候培养、保持追问和辨难的能力……信中例证了“读中思”、“读后思”怎样区别于科学阅读(而又吸取科学阅读的成果)而作为学问精进的方法和思想自我生长、完善、反省的门道。
“思考阅读”集于“学术的规范与方法”中，又显出另一层提示：既然“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一以当全，像一把利剑，仗之者可以横行天下……”(见《关于提问》一信)那么，根据特定的课题建构、检验、反思具体的方法，有赖于科学的常识，亦有赖于思想的构架，而思考阅读正介其中。(盛磊)
我是从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学习的。在一个新的学校和新的专业中，我碰到了许多学习上的疑问。早在研究生面试之后，我就曾向朱老师请教过如何弥补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朱老师为此曾专门找我谈过话，可惜当时并未记录下来。
第一次读到朱老师关于学习方法的信，是在入学后不久的1999年冬天。其时我和盛磊一起选修《历代名画记》精读课，远在德国的朱老师专门写信讲述“思考阅读”的方法，并叮嘱盛磊转致给我。朱老师在信中讲解了对古代文献中的关键语词的释读方法，十分清晰、完备，同时又指出了精读是求道的方法之一，令初入北大学习、心中混沌的我别见洞天。后来，我又就如何做读书笔记的问题请教朱老师，朱老师给我介绍了做卡片的方法，后又整理为更为详尽的《关于资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此方法既是对大量阅读所获知识的有效整理，又是以后进行专题研究的坚实基础，打破了我从前做笔记的陈旧方法：做摘要和概述，既费时又不便查找。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缺乏学习方法和学术规范的训练，在随朱老师上课期间，时常就这些问题请教老师，朱老师多次给我写信，详尽地解答了我在各方面的疑惑与困难。这些信一方面是对疑问的解答，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勤奋、严谨、科学、规范。这些信告诉我科学的方法，也增加了我求学的信心。(张丽)
第4封信是关于外语学习方法、外语的意义，这些都是普通的道理，即使外语专业的同学也会注意到信中的另外一些要点。
也许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过我们母语中一些词语的确切性，朱老师在《关于外语》一信中特别地提醒了我们要以外语反观母语中存在的问题，以追溯词源的方式确定某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确切含义。朱老师在信中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出了年轻学生应该思考的一些问题。
这十九封信包含的不只是方法上的指引，也是精神上的鼓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朱老师平静地讲述着教师的价值，专家与学者的分别，这些都给我们年轻学生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在求知的道路上坦然前行。(赵媛)
第5、第6封信专门讲解两种不同的资料卡片(Ⅰ，Ⅱ)。
2000年3月，系里要发表我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有一个注在电脑中漏掉了页码，遍寻卡片而不得，最后只好到图书馆重新去查书。其时，我正在准备硕士论文，于是就此一并求教于朱老师。这就有了这两封信。朱老师在信中解释了不同类型卡片的用途和制作方法，使我以前对于做卡片不甚清晰的地方得以补正。
作为学生，记笔记、做卡片似乎人人都会。在美国的杨思梁博士曾经对我说过，“(在国外)这是中学生应该学习的”，可不幸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到了大学，甚或研究生阶段，才真正了解个中细节。看了朱老师的信后，我才真正明白了引得卡片和研究卡片的不同用途和制作方法，才学会了分开制作目录卡片和摘录卡片，免却了以前每张摘录卡上都要抄写繁琐的“出处”的辛劳。而信中阐述的确定“元素”的方法和原则，则再次提醒我们在讨论和思考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不同语境下、不同层次中，同一语词在指称、外延和内涵上的细微差别。
虽然“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此类科学工作的基本方法，还是知道得越早越好。早知道一天，少走一天弯路。此信当可有助于后学者远离我曾走过的歧路。(彭俊军)
做研究卡片虽然是基础工作，但实际涉及建构每个人的思想的“书架”这个深层的问题。做研究卡片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应该如何建立卡片与卡片之间的关系，朱老师在《关于资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里解答了这些问题，举例说明具体的方法，并且强调弄清思考／问题的结构层次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做研究卡片便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冯华年)
第7封信是就数据库问题给助手的工作通讯。
1998年至2000年，我参加了朱老师1995年来主持的“全文数据库”小组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和资源，将我国的古代文献数字化，录入电脑，并将其纳入Internet，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我们学生，都能方便地得到开放性的全文资料。这项工作的意义已被共识，欧洲、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府和研究机构都在做，我们希望将来能将这些小库统一成大库，文献不但要全，还要精和准。数据库这项技术将带给我们文字的飞跃，也许还有文化的。(张弢)
现代的学术研究可以运用高科技带来的便利条件大大提高效率。全文数据库的开发和制作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学者必须也只能通过记诵或做卡片的方法来搜集、运用材料，所以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例如东汉的许慎花了22年完成《说文解字》，而清代的段玉裁为注释这部书就花费了36年的时间。所以，过去的学者皓首穷经才能在学术上稍有建树。虽然说学问只有靠持之以恒、脚踏实地地用功才能做得好，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全文数据库却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如果掌握了细致、周密的检索方法，那么在搜集材料上就有令人惊异的高效率。所以，全文数据库的开发，对一国学术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那些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青年学生来说，这种数据库特别有帮助。知识的积累，当然不是一个现成的数据库可以取代的，但是，利用数据库能够加速对材料的掌握和体会，有助于科研水平的提高。本书的第七封信就介绍了开发制作全文数据库的意义和途径。(施杰)
第8封信涉及学问之“问”字：
2000年4月，我和冯华年一起整理、编辑二战后西方现代艺术的资料。一日，忽收到身在德国的朱老师书信一封，要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练习提问。初始并不在意，以为提问者，任人皆会(正常人在读书之后，总会有一些想法，其中很多就是疑问)，及至展信阅读，方明白“提问不仅有学问中问学求知的动机，还有对课题的设置和解决方法的追寻，更有对精神成长的一种怀疑、辩驳和创造的积极鼓励”。有了对问题不同层次的理解，反观以前所提出的“问题”，猛觉真正能称为科学“问题”者，并不多见。“提问”背后隐藏的精神是“疑”，疑则有问。而怀疑精神正是现代人的标志之一。所以疑问的习惯不仅是一种学术的基本方法和态度，而且关涉个人精神的成长和完善。“人情练达，直指本性，就是从怀疑始。”不由忆及1997年朱老师在北大所作的《文人画研习》选课考试，参试者被要求阐述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而衡量的标准是：他／她的答案同朱老师的差别越大，则得分越高。此试也提出了勤于思考、勇于质疑的要求。总之，科学而频繁地提问不仅是求知者个人建构和整理个人思维之“书架”的利器，也是吸收西方学术传统和学术方法，建构中国现代学术应抱持的基本态度。(彭俊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