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封信是朱老师多年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特别强调的问题，它产生于朱老师对自己专业的德国学派的反省，认为德国学术由于德语传统经常将科学与思想混合为“精神科学”，使得许多问题难以澄清，于是，力主区别理性Ⅰ(算计性)和理性Ⅱ(思想性)，前者严格用科学语言处理科学问题，后者则是用伦理、哲思和宗教的方式。
我是中途加入朱青生教授的研讨课的。在此前我刚做完学年论文。其实起源很简单，我在听完朱老师的一次大课后，当时心有戚戚焉，于是就冒昧地在答疑时间向老师请教有关抽象主义绘画的问题，其对象恰巧是康丁斯基。朱老师听完我的陈述，鼓励我以此为题做一篇论文。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老师当时记措了，误以为我是他研讨课的成员。而事实上我当时并不知道朱老师在那学期开了一门叫做“学期科研报告规范”的研讨课这回事。而我当时也发生了误解，以为老师想让我把对康丁斯基的想法做成一篇论文。虽然有点愕然，但是老师的鼓励令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来，于是年少气盛的我便回去认真琢磨了三天，缀成一篇文字，在第二次上课时交了上去。老师正好要去德国开会，于是就沉寂了半个月。后来我再一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我正在找你呢。他便给我一封信的手稿，并同时把那篇文章还给我。这封信就是本书中的《关于科学语言》一信。我读完这封信后，仿佛被当头棒喝了一下，滋味不太好。但是回味再三，觉得里面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从未澄清过的：科学和思想的界限。我绝非天庭生智，此前也不曾有人教过我，于是遂成贻误。我决定接受老师的教授，便参加了研讨班，并且以康丁斯基为题重做了一篇作业。如果有时间，我希望能完全按照科学的规范完成这篇论文，作为对老师授业的感恩和答谢。
重发表感想、轻调查研究考证是很多大学文科生的通病。就我的切身体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小学、中学的预备性教育不到位，对科学概念的阐释比较肤浅或根本没有阐释，使得很多人把科学误解为一种枯燥的、无聊的技术性活动，从而下结论认为科学对人的塑造没有什么意义；而思想，则一直以一种貌似深奥的面目出现，对富有好奇心和使命感的青年学生容易产生诱惑力。其次，科学的训练过程是艰苦而长久的，是踏踏实实的，而思想则似乎可以在短期内就有成效。第三，时下流行的“非理性”、“后现代主义”等众多西方的现代批判理论被误解和简化，成为不少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对象。当然，这些还不是根本原因，最主要的是，目前国内的大学教育没有对科学和思想两者的关系做根本的反思，而是放任自流。比如说在人文类院系，很少有教师在学术规范上严格把关，以至于学生对论文的科学性质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往往以思想性(甚至谈不上思想性)随笔滥竽充数，混个毕业完事。其实，科学规范并不难学，也许只在于老师的一记点拨，但是，假如没有从根本上弄清科学和思想的关系，就很难理解这个表面上只是形式，而骨子里却是观念的问题。本书的第九封信就从一篇思想性随笔出发，清晰地解释了科学规范和科学语言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并对重思想、轻科学的片面倾向做了必要的反思和检讨。(施杰)
第10封信本来不是当时写就的，而是北大艺术学系第一届本科同学撰述学位论文时请教朱老师而得到的一个简要规范。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科学论文规范是学术得以承载、交流、发展的必要保障。而在中国的教学实践中，对应有何种学术规范和为何以此为规范的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在北大读本科(国际政治)时，仅有一位留美博士曾强调论证的逻辑和科学的尺度，而详尽的论文规范再无老师提及。于是有学生从网上下载文章，稍做剪辑，便成为毕业论文，且居然得以高分通过，令人瞠目。
教师因各自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对论文规范的认识殊异。一位国政系的教授叮嘱我不要用常人不懂的术语，要行文简明以至可道之于村姑；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倡导立论要进入哲思层面，下笔要语出惊人；一位艺术学系的教授批评我论述拘谨，要放开思路、呈现文采。我曾将这些经历作为故事说与朱老师，并请教释惑。
朱老师将科学与思想作出区分，科学论文即对一个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解决的问题按照科学的内在逻辑进行论证，科学的思维逻辑是论文规范的根据所在，并与思想和艺术的行文方式相区别。
我曾在网上看到哈佛的学术论文规范，为文理各科系共同依照，领域有别，而科学无差。北大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则彰明科学的论文规范可为起点。(张欣)
第11封信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信，而是朱老师对一个翻译工作的总结。其中，按顺序陈述了学术翻译的一些组织和技术规范。朱老师认为翻译不能算作科学研究(除了考释文字古本)，而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作，所以学术翻译既要有效率，又要具备可信度。
1997年，我参加了朱老师组织的艺术史翻译工作小组。其时年轻气盛，心境一如朱老师当年持旧译稿见出版社主编，颇有砥砺英文、大干一场之豪情。兼之对组合译制的认可和信赖，故虽艺术史知识多所欠缺，仍踊跃参加。其间历时半年有余，工作之时，虑及“责任”二字之重负，他人监督之压力，不敢有丝毫懈怠。每遇疑问，必遍查书籍，若无以解，则问难于小组成员，集体讨论之结果，每每令我茅塞顿开，常为一词之得而大喜。而遍阅他人译稿，多有拍案叫绝之处，心有所悟之时，以之反观自己所负责的部分，常有所得。如此译毕，虽仍觉缺憾颇多，然毕竟经多人校核，心下稍安。历此一事，对“组合译制”愈加深赞，因它体现了科学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经多次重复检验而近于“真”，乃使人“信”。后每遇读译著万分难解，翻原文恍然大悟之时，常自叹曰：“若用组合译制，当不会存此硬伤。”
这封信不但记述了译书的经历和方法，还记录了一个漫长的约会。3年前的今天，书译毕，我们曾聚于办公室外的大厅中。是夜月朗星稀，柔风漫送幽香，我们举杯期以20年之约，在精心选译原著的权宜之后，待吾辈游学归来，当会同各界力量，共撰艺术史!当日曾约定刻石为记，今夜思之，誓言犹在而碑铭未成，时光飞逝矣!(彭俊军)
第12封信是关于“注”。
几年前，我还在北大求学。虽与朱青生老师同处燕园，但我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他的。老师的身边总聚着一些出于不同因缘的青年，他们多是在选修他的“现代艺术”课时萌发进一步挖掘老师的学识或老师本人的动机的。我则是经人介绍，那天见面时，整个下午老师都在给我讲什么是现代艺术，但我至今仍未弄懂什么是现代艺术。幸好两点：一是我并不是对艺术或现代艺术感兴趣才去接近他的；二是我发觉老师讲的现代艺术远远超越了我平时被告知的艺术概念。按我的理解，老师把最高境界称为“觉悟”，这也超出了求学的范畴，而可以延伸到人生和求道的玄奥天地。
北大学子碰到自己看来不太可能懂的东西时，采取一种三个环环相扣的对待方式：一是努力理解；二是竭力批驳；三是对拒绝不了的欣然接受。现代艺术对我而言，一直处于第一个程序。所以我在老师面前甚少发问，而多在倾听。在一个已记不清确切日子的下午，老师讲到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在选修他的汉代图像与文献研究课程后感慨，这些学术的规范早在大一就应该得到训练，但他到读博士时才得以了解，真是不幸，而又万幸。这个课程属于与现代艺术问题完全不同的领域!在我追问之下，知道这些规范之中就包括当时正令我苦恼不堪的如何为论文作注的方式方法。当时我正在准备学士论文，遂趁机求之。当时老师手头并没有现成的讲稿，就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交与我参照学习，并许诺将来一定给我信详谈个中要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本文及本书的最初缘起。当我收到这封信时，正是硕士论文的最后校改时间，其中的欣喜与感激自是不待细表。
老师在本书中的其他地方所谈到的大学学习的宗旨和目的，不外是自身修为的提高，而教师的责任则在于规范的训练。照此看来，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本书付诸印刷的直接动机，以及它的意义。(陈心玛)
着手撰写一篇论文，做注释是个突出的问题。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一般都是拿一篇范文过来，如法炮制。大学老师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拿到课堂上专门讲，似乎这是一件私下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一旦真正做起来，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例如,自己会发现所要注释的东西非常凌乱，所涉及问题的性质和层次各不相同，一股脑地堆在脚注栏里，颇像个超级市场。其实，一旦知道论文的注释不止有一种，就会自觉地进行必要的分类和梳理，例如，凡是涉及版本的注释放到那里，涉及科学推理的注释放到那里，等等，清晰准确，一目了然，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施杰)
第13、14封信不是同时写的，但问题是连带相关的：
1999年底，我突然收到商务印书馆郭红编辑的电话，说是很快要出版朱老师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本书。因为自1996年我做朱老师“现代艺术”这门课的课代表以来，一直协助他做这本书的文字编辑工作，而彼时朱老师又在德国访问，只好由我来做最后的整理。工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做索引，涉及确定哪些为索引项和如何索引的问题。于是朱老师发来传真，为我解释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给同学的其他信中常常涉及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哲思的问题，在这封信里他从做索引的角度区别科学与哲思。除了索引的方法和价值在科学与哲思中的不同外，朱老师还强调了在一个体系中使用关键性词汇(索引项)时要考虑到的问题。语言是哲思的关键因素，商务印书馆的这本书基本上是一部哲思著作，所以这封信也讲到考察“一个词的构词理由和来源”的“四面法”。实际上这也同术语相关。在《关于术语》这封信中，朱老师从更广的角度谈语言问题(当然包括科学中的术语)。针对术语与一般性词语及专门词语的区别(即术语的本系统性)，他提出在使用术语时用三种方法来加以区别；针对术语与外语的关系，他又提出四种构造术语的方法。(冯华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