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周鲲村市生涯图册》中所绘卖膏药者。
从上述名单还可以看到，当年被公认医术高明的大夫，其实多是有学识的官员，并非专业的悬壶郎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最高境界上是一种哲学，同入仕做官的读书人倒是相通的。
应召看病的医生，薛福辰最早到京，六月廿四日请脉。汪守正第二个到达，六月三十日请脉。他们和太医李德立、庄守和、李德昌组成一个团队，每天集体为慈禧太后看病。赵天向是第三个到京的。尔后，马文植七月廿日抵京，廿五日首次入宫诊断，比薛福辰整整晚了一个月。其余的医生则在八月份陆续抵达，加入专家组。
医生多了，七嘴八舌，各有主见。慈禧太后将医生分开，每天只宣三四个医生上班，集体会诊，次日又换一拨。薛宝田后来记载：内务府大臣师曾“传懿旨，各省医生俱已到齐，人多，分班听传，并不因医道各有优劣稍示区别。传者进宫，不传者在内务府侍候”。这样的结果，是每天医生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某日开出三方：“一薛、汪，仍温补；一马，甘润；一太医，苦寒。”慈禧太后咽喉(颃嗓)痰中时有血沫，她询问原因，医生各自发表不同看法，太后要他们写出文字意见。这天翁同龢日记说：“发下太医李德立及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三论，交王大臣等看。李等专言此颃嗓粘涎证已经数年，一时难脱体。辛热似不宜用。薛福辰、汪守正言肺气结，时受秽气致然(皆未立方)。马文植则主疡科中一则立论，药不用苦寒而用甘凉，亦无成说确见。”内臣询问翁同龢意见如何，翁对以不谙药性。
此时朝廷因崇厚擅签《中俄伊犁条约》，受到“清流”的严厉抨击，李鸿藻、张之洞等一干人力主杀崇厚、废《条约》。俄国恫吓说，中国如果杀使臣，废条约，他们就派军舰来华开战。左宗棠主战，而办理洋务的李鸿章，则讥讽“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兰枢(李鸿藻)于洋务懵未有知，……领袖清流，顾为借城背一之举，朝局水火已成。”还说“与不知兵者谈兵，无怪是非颠倒耳”，“持国计者平日不于此等著力，而空言浪战，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主张用外交手段予以折冲。朝中讨论，莫衷一是。
张佩纶将这种争论和慈禧太后看病相类比，他私下评论说：
目下朝中甚为惊恐，而主和主战仍无定局，可叹也。李相(鸿章)处无音问至，不知海防如何？群医集阙下，亦复议论不一，薛直隶荐、汪山西荐，主温补，太医用凉剂，江南马医主滋补。此数人之治病，正如时贤之治国矣。
如此争论，如此各自表述，如何能够治病？
张佩纶与李鸿章曾就哪个医生的医术更高明更靠谱展开过争论。
光绪七年四月初七日(1881年5月4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称：
长春宫(慈禧太后)近日圣体见愈否？闻以骨蒸易方，不知奏效否？丽芬(程春藻)有言，此疾不宜凉剂，应属尚医加意也。
李鸿章当日回复：
长春以退热为要义，暂加甘凉，尚自无碍。究其热可减而不可退，医者已时消息，亦尽人事而已。丽芬所言，岂宜泥视。汪令(守正)更懵无知觉也。
初八日，张佩纶复函李鸿章：
昨陈医理，意主慎重。薛(福辰)汪(守正)同异，无所袒也。久热不能退而泄之，仅以取快一时，实非十全上诀。际此万难措手之证，公究良相，而非良医，似不必扬薛之说，以重其过耳。夙容狂直，故敢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