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河内没住几天，莱州方面就派人来接我。我到了莱州，进入法军情报局工作。法军情报局里人很多，有美国人、英国人等，人员分为若干个组开展工作。我在的那个组，组长是一位美国人，他的名字我忘了，职务是二圈官。因为是做情报工作，各组与各组之间的人员相互不往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做些杂事，帮助那位美国人工作。有一天，那位美国组长向我透露。他说：“兄弟，大战就要爆发了，战场会在奠边府。”
1953年大年除夕，这一天，法越两军宣布停战，双方过年。然而，法军没有遵守协议，突然向越南人民军、中国援越抗法部队发起进功，进行反扑。越南人民军、身着越南人民军军服的中国援越抗法部队，加大了围歼法军的速度，战斗十分激烈。不久，我们就随总指挥部撤往奠边府。我们开到奠边府时，遇到一派忙碌紧张的景象。法军各部队忙着备战，修的修工事，抗战壕的挖战壕，飞机场上更是忙着修筑跑道。
我所在的法军情报局设在总指挥部，也是总指挥部的中心。奠边府地势平坦，有飞机场、地下室、地下通道。总指挥部的地上地下通讯线四通八达，白天黑夜传来指挥官的叫嚷声，局势严竣，混乱不堪。
奠边府战役终于爆发。1954年1月，中国援越抗法部队、越南人民军从四面八方将奠边府完全包围起来，不管白天黑夜，对法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从前线不断传来法军枪炮声，和法军飞机的轰炸声，总指挥部里不停收到法军在前线战败的消息。因为，我们在总部，除了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以外，看不到战斗的场面。但是，设在总指挥部附近的法军战地医院，地势低凹，源源不断有大批的伤员运来，没有几天的时间，医院人满为患，一些重伤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死了许多。我执行任务路过医院，探头望去，尸体堆满了凹地，有几处的尸体还高出医院的房顶。
危急关头，法军总指挥部传来命令，让我指挥一个营，负责保障总指挥部的后勤保障和通讯的联络畅通。我带的这个营是法军从老挝征招进入越南的苗族兵（当地人称黑旗军）。由于清一色的苗族，语言上彼此没有障碍，他们还算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能完成任务。
1954年4月5日这一天，是我最难忘的日子，爆炸声中，总部的人员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有的各自逃命。枪炮声越来越近，十分猛烈，战斗持续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从总部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白旗。几分钟后，我们都被俘了。越南人民军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我们不时看到从各个地方押来的俘虏。我估计了一下，被俘的法军有七八千人。奠边府战役，法国殖民军战败，结束了在越南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我同被俘的人一道，在越南人民军的押送下，朝安沛（又称安拜）方向出发。俘虏中，有一大批法国本土来的法军军官，一路上，人民军强令白天不得生火，只准夜间生火煮饭，目的是防止法国的飞机轰炸。然而，那些法军军官都有意在天亮后生火煮饭，故意将目标暴露给法军飞机，结果目标暴露，引来了法军飞机的轰炸，由于人多不容易疏散，包括人民军在内，每次都炸死不少人，惨不忍睹。类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次。
奠边府战役中被俘的法军
5月10日，我们到达了安沛。我们在安沛期间，越南人民军把我们分批进行政治学习教育，愿意参加人民军的参加人民军，不愿参加人民军的，人民军发给路费回家。俘虏中，有很多是中国人，但大多互相不认识，从口音上辨别，许多是中越边境上的苗、瑶等少数民族。我们在的那个队有46人，有几人还是猛硐响水、坝子的瑶族人，那时，我们不敢相认，只是回国途中才认识的。有几个苗族人是猛硐相邻的越南老寨人，一个是中国猛硐地区的上扣林人。凡是中国人都希望回家。几个月以后，我们终于被释放回家了。我们46人于同年的九月从安沛出发，步行到了河江（河阳）人民军接待站报到。
我途经清水河、老寨进入祖国国境猛硐老家。回到家后，我父亲才向我讲述在越南生活时的情况。我离开甜竹坪随法军走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我的前妻项朝妹已改嫁他人，我的女儿咪杨病故，母亲被土匪杀害，我痛不欲生。我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生活在异国他乡，直到最终回国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十二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我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我父亲及我的叔叔一家又迁回国内的猛硐老家居住。解放后的猛硐，一派新气象。项朝宗及其所部早已向人民政府投诚，走向新生活。
1956年，我再婚后，生有三男三女，儿孙满堂，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如今，老大老二盖起了砖房。我还担任了麻栗坡县政协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
岁月匆匆，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动乱年代，不知有多少千千万万个家庭像我一家那样遭受残破。有的甚至消亡。对比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新旧社会，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注：根据猛硐乡东瓜坪自然村李成才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