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人逃到了一个叫勐圭的地方，由于人地生疏，又身无分文，活命要紧，只好滞留在勐圭，靠帮人家打工度日。这期间，不断听到法军在战场上失利和逃跑的种种传闻。为了搞清真实情况，我们就跑到法军的驻地——沙巴（又称沙坝）看究竟，到了沙巴一看。果然，到处都是被烧焦和丢弃了的汽车、飞机等。法军早已不知去向，逃难的人络绎不绝，我们融入到逃难的人流中，逃往内地。
我经过一段艰难行程后，逃到了莱州的勐录，我在勐录，看到法军正在加紧建设飞机场，我没有归队的意思，又继续向前逃。1949年初，我来到一个叫勐梭的苗族村寨，因为语言相通，我就在这个村寨住了下来，我就为了安身，不再过流离生活，我认识了苗女王咪珠，并娶了王咪珠为妻。当然，我是以上门的身份娶她的。咪珠有一个哥哥，叫王咪达。我与咪达时常在外跑生意，为的是把家庭生活改善好。我在咪珠家落脚以后，每逢勐梭街，我与咪达杀猪、杀牛卖赚钱来糊口，因生意上的奔波，回到咪珠的身边很少，虽是夫妻，却过着牛郎织女一样的生活。我和咪珠生活一年时间，没有生育孩子。
1951年3月法军开到勐梭来，在勐梭修起了飞机场，法军中有人是我的熟人，他们见到我在勐梭，就把情况上报给法军高层指挥官。法军高层下了命令，派兵到处搜捕我。一天，我和咪达驮三驮花生去勐梭街卖。那正是街天，我在街上被法军抓获。法军将我的花生撤在地上，强迫我赶着三匹马跟法军走，但是他们释放了王咪达，临走时，我对咪达说，叫他回去后转告咪珠。我会回去找她。我想，这次肯定完了，我是个逃兵，不枪毙也得脱层皮。管他妈的，人现捏在人家手里，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离开了年轻漂亮的妻子，离开了那个在异国给我温暖的小家庭重回法军那里。我没有受到处罚，而是被调到莱州去，安排在千章 杨身边工作，因千章 杨不识字，我主要负责他的文书和翻译之类的工作。
我在莱州法军军营工作了一些日子后，征得千章 杨允许，我回到勐梭看望了我的妻子咪珠。后来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国的解放军已经从金坪方向打过来，越南人民军从东面打过来，驻勐梭的法军命令我带着一个连撤往莱州，我接到命令，不得不出发，谁知这一去，却永远告别了我那年轻漂亮的妻子，并且直到今天也不知她的音讯了。
在撤往莱州中，情况十分紧急，遭到越南人民军的围追堵截。我们一边行军一边还要抵抗，停下来就要赶快挖掩体。
一天，我们在行军途中停下来休息，法军官立即命令挖掩体，正值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我刚放下工具拿起烟筒抽烟，一法军官就指着我骂，叫我赶快挖战壕，我与那位法军官顶了几句，那法军官就托起一根竹杆朝我打了过来，正好打在我左脚的筋骨部位。我的脚当即骨折，脚后跟筋已露出在外。我把这件事告到三圈官处，很快法军就用飞机送我到河内法军医院治疗。我在河内法军陆军第一医院治伤，在河内法军医院整整住了九个月。医院的医生全都是法国人，法国医生采用的治疗方法是用十多斤重的称砣把我的脚吊起，然后打上夹板，然后就是不停地敷药、吃药。四十五天以后，医生才将称砣拿开，但我仍然不能下地行走，一直躺在床上。法军四圈官院长派了一位法国女护士照料我，由于我行动不方便，除了医生、护士换药以外，我一直是自己一人呆着。几个月以后，我能柱拐仗下地走动了，医院就安排我去海防疗养，因为海防在海边，空气新鲜、环境宜人。我是坐火车去海防的，海防的法军疗养所建在图山岛上。
图山法军疗养所里，有大批法军军官在那里疗养。另外，还有部分当地人。疗养的人中，我还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海南岛的黎族同胞，姓王，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他也是在法军中受伤的。这位王姓黎族同胞受的是枪伤，胸堂被捷克式枪弹击中，住进了法军医院，尔后安排到疗养所疗养。
我在图山疗养所疗养了三个月，直到我的伤全愈，不需要拐杖了。我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恢复，法军军官就通知我返回河内。我离开海防时，那位姓王的黎族同胞还在疗养所里。他的伤没有完全好。法军军官见到我时，问我愿意到哪里工作。我向法军官提出要求，回勐梭去。
“那里正在打仗，你的任务不是去打仗”。法军官说。
“我去哪里，做什么？”我说。
“你还是回莱州去，到情报局工作。”法军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