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边府的法国空降兵
1948年春，法军派我前往猛硐，与项朝宗会面。我为了安全起见，带着熊小老（现居住在猛硐哪秧村）一同进入猛硐。我们的任务是缓和我与项的矛盾隔阂。刚开始，我接受任务后，感觉到不安，担心遭来不测。不管怎么样，是洋人派的差，硬着头皮去与项朝宗见面。那次，我和熊小老走了一天的路，来到猛硐。项朝宗在他的总部驻地（现今猛硐粮管所右侧）迎候我的到来。项朝宗身材高大，满面笑容，十分客气，问寒问暖，他的言行举止消除了我的思想顾虑，感觉不到有什么危险，何况我与项朝宗还是老表弟兄。
这次会面，我与项朝宗只谈了些当前的形势，外加一些无关紧要话题，全是谈天说地，对两家之间的旧仇只字未提。那天，项朝宗热情地招待我的吃住。次日，我就与随从熊小老返回黄树皮了。
从猛硐回到黄树皮不久，我就被法军派到风丫口法军驻地工作。风丫口位于中越国境线三段十号界碑附近，那里是中越两国官民往来的主要通道。那时，两国过往人员繁杂，而我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情报搜集工作，主要搜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和马关县杨国华匪部的情报。我经常站在风丫口驻地朝北望，都竜、猛硐两地的大半区域尽收眼底，各条通道历历在目。这些对我的工作很有利。当然，更多的是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
我在风丫口驻了三个月，因患上了重病，得到法军官的批准，回到甜竹坪家里休养治疗，在家住了四十多天。病好转，我又接到命令返回黄树皮法军营地。
亲历奠边府战役
我一回到黄树皮，就随法军往越南内地行军。当时，我的病还没有全愈，就骑着马行军。我们撤离黄树皮时，行动紧急，没有让家人知道，这一去，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人也不知道我的下落。
我们大队人马从黄树皮出发，途经箐门、天也、白河、漂龙（文献上称“发隆”“花龙”“龙坪”）勐康等地。一同行军的还有法军的苗族军官千章 杨、王州官等人。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行军到达了老街。法军河内总督府传来命令，部队就地在老街待命体整。我们一呆就是九天的时间。这期间，千章 杨、王州官因是法军要员，乘飞机飞往河内去了。
法国发起的殖民战争已经打响，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军队在越南北方广大地区向法国殖民军展开全线进攻。法军在局部地区失利，局势十分混乱，我无心随法军行动，就开小差，带着两个随从私自离开部队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