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便发生了否定“大比武”的事，首先将“倒”向贺龙一边的罗瑞卿置于死地，遇上“文化大革命”的火候，他又开始收拾贺龙了。
1965年11月间，69岁的贺龙在出席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刚回到北京，就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始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那时节，经常有人会遭到批判。
贺龙不想过问，但却躲不开。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便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按照自己的思路，对那位负责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总参谋部的这位负责人没说什么就告辞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先不说，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贺龙是很熟悉的。他觉得不但自己熟悉，林彪与罗瑞卿可能更熟，长征时他们都是一方面军的，抗日时都在军政大学。罗瑞卿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忠心耿耿，虽然他的职务也不小，可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像个“大警卫员”似的跟着，忙前忙后，他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呢？贺龙想不出个头绪。那个时候，没有头绪的事情也太多，人们只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善良的人们经常要强迫自己去适应形势。
不几天，那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而且坐下来就哭。
贺龙打了一辈子仗，见得惯血却见不得泪，见了大男人哭，尤其是一位将军，心里就有些烦：“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脸上大变，眉头一拧，叫嚷起来：“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
那位负责人低着头，声音里透出无奈：“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贺龙真有些火了，这哪是可以担保的事？不过他还是说：“我可以担任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那人还在追问：“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
贺龙最烦的就是罗里啰嗦，不明不白，干脆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
按照惯例，通知开会的同时要告知会议内容，与会者可以事先有所准备。但这次有些反常，除了开会日期，什么也没有告诉。贺龙有些纳闷。他想起中央最后发出过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是不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让秘书带上作战地图，以备万一。
到了上海，贺龙才被告知，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同时，给他们一包材料，其中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提纲，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上说：“有重要事情需要向主席报告，先由叶群前去送材料和作口头报告。”贺龙着实吃了一惊，这才感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而且，很快联想到自己保罗瑞卿的事。他想可能会有麻烦。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一座平房里，和刘少奇住得很近。晚上，李井泉来看他，恰巧刘少奇、王光美顺道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李井泉回答。
李井泉一说，大家都觉出事情不一般，沉默起来。刘少奇吸着烟，自言自语道：“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大家又是一声唉声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