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脑子里就一直装着这个问题。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看看连队的情况到底怎样。一到连里，他们就跑到伙房，然后又到猪圈、菜地兜了一圈，碰到干部、战士就拉住他们，问连里的伙食怎样，生产怎样。他们巡视的结果和战士们说的一样，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两位老帅心里平坦了许多。后来他们又问起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
罗荣桓问连队干部：“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
这下可难住指导员。想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性子挺急，朝连里干部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用嘛！”
罗荣桓也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纠正，直言不讳地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显然，这两位元帅不相信林彪搞的那一套东西真的那样神通。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铎，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蛟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借用地方的做法，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坐得久了，起来活动一下，接着罗荣桓的话头说：“对嘛，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说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有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士说些怪话就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要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又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当时因参加汇报的人多，又有当场记录的，所以今天能知之较详。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中国的将领有个好的传统，就是容易接近最普通的群众，对他们的呼声也能听得进去。有时身边的人说什么，他们都愿找群众核实。方中铎汇报中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贺龙说得很认真。过去打仗的时候，他都要求部队秋毫无犯，和平时期，久住城里，他很看不起那些当了官忘了本的人，说话时常常流露。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一方面春节同乐，一方面了解一下海防情况。说着说着，和谐的气氛被一位领导干部的发言冲淡了。他说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也说：“是啊，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看来部队、部队与当地居民都有些问题需要细心了解，帮助解决。春节刚过，两位元帅就去了莆田、泉州、厦门，后来又去了江西、湖南两省。
不知不觉，一个半月过去了，这对两位元帅的同行在外是难得的。这一路，他们都感到在这紧勒裤带的困难岁月，保持部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干部战士吃不饱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不能回避，也不能靠几句空洞的打气话能解决的，对战士“划类”、扣帽子的做法是有害的。毛主席著作要学习，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老搞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贺龙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能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在这封信里，他没有像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在大权在握时称病不出，究竟是身体原因还是另有打算不得而知。从贺、聂两位元帅的角度看也难办。他们要担负军委最沉重的工作，可名义上他们仍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于是，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做出决定后，还得向林彪报告。他们知道林彪这个人难处，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
可1962年又偏偏是个多事的年代。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扭转，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左”成了一面指挥一切的大旗。而此时国际上反华浪潮风云激荡；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这一切都需要军委定笃，事情又多又急。可是聂、贺两个副主席每走一步，除了要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外，同时也要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而林彪永远是那副你急我不急的样子，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将他自己的想法隐藏得很深，于是他们又回头请示毛泽东，一切由毛泽东决定。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林彪是自己从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位置退下来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的几个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林彪着实又不痛快起来。按他的意思是最好位子他占着，工作别人做着；他想干时干一下，不想干时就不干。尤其是贺龙，他一直就不喜欢他。这样一来，自己不但被排斥在军委领导之外，而且自己的位置可能要一直被贺龙顶替下去，他开始更加密切地观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并以此衡量贺龙主持的军委做事的尺寸，从中挑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