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窗子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作为总参谋长，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与博古、李德的接触很多，对他俩的错误有所察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的还缺乏认识，但总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即使大家对军事策略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议论，不敢公开提出来。所以，刘伯承对军事指挥的不民主，个人说了算，特别是顾问的独断专行很有意见。他考虑了—下，操着一口四川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张琦编著：《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将领》，第2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大家点点头，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里。李德则勾着头，不言语。
下午，几个与会者的发言，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批评了“三人团”的错误，发言时，没有谁拍桌子打板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的，但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气氛，越讲问题越多，越讲大家越有气。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大家心里一动，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这时，博古隐隐感到不安，他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针已指向5时20分，外面的天色已开始暗淡下来，他对大伙说：“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停了停，他勉强地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982年，曾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2）。
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后来的行军途中，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正如参加遵义会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所说：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它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选定了最杰出的领路人。恰如周恩来所说，“由于毛泽东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