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报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
李德通过翻译伍修权，听到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提到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周恩来讲的一些事例，李德一听，便知道是指他。于是，坐在过道的门边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发现周恩来已经开始不与他合作了，对他半心半意，对他的意见不像过去那样忠实，竟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人站到一起，不采纳他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为野战军的进军方向，李德与周恩来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闹了一场，他曾经为此而大怒，最后，周恩来还是否定了他的意见，按毛泽东的主张办。黎平大闹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他认为周恩来明显地倒向毛泽东等人一边，表明周恩来抛开了他，将他孤立起来。一想起这儿，他感到有点儿沮丧。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什么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石永言著：《从遵义到延安》，第8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遵义会议红军最高权力转换内幕》，2007年11月20日，《时代信报数字报》，摘自《敦厚朱德》一书。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想要讲些什么？与会者大多将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洛甫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对此，博古感到十分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儿。
总体上看，大家听取了洛甫的反报告，认为讲得有道理，洛甫给予归纳的几条错误是这么回事，应该这样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
这时壁上的挂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时针指向12时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大家回味着博古和洛甫两个截然相反的报告以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处，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高兴地对洛甫说：“你讲得好。”洛甫腼腆地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
“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着。
当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后，向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参谋长交代了工作，打点行装，离开懒板凳三军团司令部，便策马赶到了遵义。他们来到老城枇杷桥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已是中午时分，将马儿系在楼房后院的一株核桃树上，匆匆上楼到周恩来那里去报到去了。
见到周恩来后，周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正报告，我作了副报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个报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笑了笑，“洛甫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反报告吧。下午开始，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