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翻译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遵义会议，历史的丰碑》，《毛泽东旗帜网》追求真理，2006年9月8日。与会者感到，毛泽东的发言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一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不安起来，然后坐了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引自纳新：《革命危急关头的王稼祥与毛泽东》，《福建党史月刊》，2003（9）。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李志新：《张闻天与长征》，《国防》2006（8）。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鲁杰：《毛泽东与朱德》，第18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当时，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军委会上，他是爱放炮的，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都敢批评，就连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而向别人提意见，常常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很少转弯抹角。当他一落座听了大家揭批“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错误时，早已按捺不住了。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我再听听同志们的发言，然后再说”。
彭德怀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个前线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深有所感，同时也深受其害。所以当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他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于是大声说着：“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树德：《毛泽东与彭德怀》，第58~59页，第2章“长征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博古的头低低地，蹙着双眉，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