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估计博古、李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一定要受到批评，上午洛甫不是已经开了头炮了吗。洛甫转得快啊。他正在这么思想之际，周恩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德怀、尚昆，开会期间，你们就住在下面的堂屋里吧，没有床，用门板临时搭两个铺休息。”
“好的，住在这里方便开会。”杨尚昆回答说。下午的会是按时开始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估计是上午听了几个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遵义会议文献》，第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参会的诸位。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石永岩著：《从遵义到延安》，第9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毛泽东说：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张耀祠：《南巡中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2月25日，摘自《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