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说：“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躺着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１２０００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
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以上几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我数十万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地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我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我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同胞，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而这些次的屠杀又是以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例如，在１２月１５日（即占领的第三天），我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３０００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又如，在同月１６日（即占领第四天），麇集于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５０００多人，亦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借图灭迹。这５０００多人当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其中梁廷芳且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言犹历历如绘地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日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只怕要数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那次屠杀是在１２月１８日（即占领的第六天）夜间举行的。当时日军将我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５７４１８人，除少数已被日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其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遭乱刀砍戮，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也是为了灭迹。其中有一位名叫伍长德的，他被焚未死，待日军离去后从死人堆中负伤逃了出来，得庆更生。此人亦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使人惊心动魄的证言同样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日军对我６５０００多无辜同胞的３次集体大屠杀中，仅仅这三个人得幸免于死。他们的证言得到法庭的重视和很高的作证评价。
以上几次集体屠杀虽然死者的尸体被投诸江中或焚为乌有，日军自以为无罪迹可寻，但是在大量证据面前，这些暴行已经是铁案如山，不容抵赖的了。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还发现了好几处“万人坑”，“千人冢”，其在灵谷寺旁的一处且有敌伪时期南京督办高冠五为无主孤魂３０００余所立的一块碑文。这些坑冢无疑地是日军集体屠杀的罪证，可能是他们使用另一种方法（活埋）实行的有力证据。由法医们后来对从这些坑冢里挖掘的数千具尸骸的检验和鉴定报告中，可以推定：集体活埋确也是日军使用过的集体屠杀方法之一，而且使用过不止一次。
由上所述，可见日军对我南京同胞的集体屠杀是极端残酷野蛮的，而其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对我南京居民的任意的、个别的或小规模的杀害同样地是用极端残酷野蛮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实行的。花样之多，死事之惨，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