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都是墙倒众人推，毫无是非公道！”这是聂元梓对当下“文革学”的一种评介。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事人，任意被人妖魔化，有人说她是“乱世狂女”，有人说她“政治野心家”，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沪上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传记家，在文章中还言之凿凿地说她早已经死了。对此，她感到委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政治玩偶，让人高高抛起，又重重摔下，再由人恣意糟改践踏。激愤之状，溢于言表：“人一倒霉，啥坏事都往你头上推！我是谁呀，一张大字报就在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浪，能让天下大乱了？”
聂元梓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流传邓小平的一句话：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甚至还有传言是她叫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这些传闻，恐都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文革结束后，新校长周林一进校，就宣布“四人帮”对聂元梓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而聂元梓本人从内部发行的《北京大学纪事》上，还找到了这样一段史料，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所以她认为，这也决定了自己被判处十七年的案子，出现不允许上诉、也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直到今天，控检方连当年的一张终审判决书都没给她。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
判决书上，还有一个有待澄清的历史公案，上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聂回忆：
审讯我时，我请法庭出示与江青勾结的证据，可他们既无旁证、又无佐证，可以说没有一份能证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关材料。现在，我自己从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上，找到了一条最有力度的证据，证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授意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忆中详述了这一事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要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传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