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一个耄耋老人的眼里，往事还真的并不如烟。几年了，每次见面，有事没事，话题就会聊到文革上面。她回忆，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派组织，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这才让事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轰轰烈烈地发展到全国。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1957年反右时，北大成为重灾区，教职工被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10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就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了，也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一说是716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占到了学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
聂元梓说道，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流布很广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了：“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的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感到不满意，到了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大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直到今天，聂元梓还坚持认为对自己是纯属政治判决。她说：
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学生领袖”的罪错？谁又能知道文革的真实内情？像我这样一个当年被全国上下视为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还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十万人大会上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此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也许当年聂元梓的名字还有被利用的必要，对我的拘留审查对外没有宣布，九大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班里批斗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从拘留地江西被三个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的，会后又被押解回去。连自己什么时候被选为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8341部队的杨德中）都不知道，还是后来从我的判决书上看到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可以说，人们并不了解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
在她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对此，聂元梓愤愤不平：
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8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