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9年一年，对出狱已25年的聂元梓来说，心境复杂，有高兴事也有烦心事。
高兴的事是社会媒体又开始注意她了。南方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写过《袁庚传》的传记文学女作家，采访了她几次，说要为她出一本传记。这年暑天的时候，有关单位找到了她，说要录制影像资料，为历史留下注脚，影像留存，文字版权归个人。每天上午车来接送，到录影棚自我讲述，整整录制了38天。而聂元梓自己对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则很不满意，“那时候刚出狱不久写的，手边没有资料，全凭个人记忆，加上错字很多，图文不符，不好！”尽管如此，坊间还是出现过多种盗版书。“有三种盗版，一本比一本盗得好，证明这书还是有市场有影响啊！”老太太不无得意地说。近几年，她把这本回忆录改了又改，但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再重新出版。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对文革感兴趣的研究者拿着这本回忆录找到了她，还有许许多多早已相忘于江湖的旧友、甚至包括以前曾激烈反对过她的人，也都相继联系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述往忆旧，过去的疮疤被一层层揭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于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越来越清晰了。
烦心的事，就是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载了署名牛辉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记》，作者讲述了文革中作为与聂元梓一起呼风唤雨的“红卫兵战将”，是如何听聂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吴溉之家的陈年往事。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不少媒体便加以转载，也成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作为妻子，居然抄了丈夫的家。这篇文章对聂元梓的刺激很大，一年来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她。
“简直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无耻诽谤！”老太太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他（牛辉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个混世魔王，哪有资格撇清自己、往别人身上泼屎，搞人身攻击！”老太太按捺不住，写下了9条批驳意见，5月份就给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内中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附信，大意是“媒体应该公平公正，你们能登牛辉林的文章，也应该刊登我辩诬的文章，我将保留对贵刊诉诸法律的权利”云云。其间，她甚至准备联系张思之大律师，想请他为自己代理这一诉讼。
不过，事隔一年之后，到了2010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到底还是刊载了聂元梓的《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一文，9条意见，尽在其中。老太太说，憋了一年的气，这才顺了点。她说，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条，是一条对历史的辩诬，证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虎年春节到了，聂元梓说她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寄去了一封信，对能予以她这个特殊的政治人物网开一面，让她说话，表示感谢。这也是40多年来，聂元梓第一次以个人的名字在国内媒体上刊登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