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实，多少年来，聂元梓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对牛辉林一文刚刚作出回应，又出现了一个叫张朴的，在特区的一家刊物上刊出《聂元梓印象》，把她描绘成一个诿过与人、死不认错的政治动物和众叛亲离、与世隔绝的孤家寡人。文章最后不无讥讽地写道：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这篇文章于去年年底在国内同样被四下转载、广为传播，让聂元梓的声誉再一次为往事蒙羞。文章附有作者与聂元梓的合影照片，可她看来看去，怎么也回忆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作者了，“看来，以后要接受教训，不能随便见生人，省得不安好心的人又在那里信口雌黄！”老太太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生气但又无奈地说。
不过，张朴文中的所谓“住无定所，身无分文”之说，根本就是主观猜测，随意编造的，也与聂元梓的现状大不相符。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1982年早逝外，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自己的事业。经过多方申诉，聂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几年已经归北京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并在蓟门桥一带暂借其两间住房；每月的生活费，已经由前几年的600多元涨到了今天的2600元了；看病就医按照离休人员待遇，全额报销。对此，聂元梓说：“别看蒯大富比我小25岁，他的身体还不如我呢，听说都中风好几次了，自理都难咧。”
尽管享受着如此“特例”，聂元梓经济上还是感到十分拮据。在高消费的北京，这点待遇远远不够，不过就是雇用一个保姆的工资钱，所以日子紧巴巴地不好过。“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无下文。中间一度想为此事状告北大校长，可惜已是精力不逮了，算了吧。你可知道像我这样当年十二级的干部，现在人人都拿到一万多的月薪了。”
聂元梓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北大，已经拟好了给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她与这位高层领导的母亲是延安时代的同学，看看能否起点作用。“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文革中我有罪错，可我还是1937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总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济金来过日子吧。另外，这也不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文革遗留的一大批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