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概括地说,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朝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实行新政,一步一步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还能加强清廷贵族的威权统治。这个构想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世事难料,设想和现实效果之间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反差。清末新政正是这样。
在人心思变的时代,清廷有能力发动一场社会改革事业,但是,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场改革了。换一句话说,清末新政最初虽然是朝廷发动起来的,可它后来的发展轨迹却超出了朝廷的设想。这一点看似难于理解,其实并不复杂。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它本身往往是有发展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并不以发动者的主观期许为转移。
以新政中派遣留学生一事为例。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①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
军事改革也引发了与教育相似的效应。经过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两件大事的刺激,清廷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组建新式军队的重要性。由此,朝廷命令各省改革兵制,取消旧式“武举”,创建新式的武备学堂,组建拥有西方武器装备和受过西式军事训练军队。这个想法本身是不错的,可是对清朝来说却隐藏着致命的危机。要训练新军,新式军官就必须有相当的学识(这才能保证他们使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接受先进的军事思想),为此,清廷派遣一批人到日本学军事,可是,这批人在日本学军事的同时也接受了先进的思想,不再“忠君”了。结果,当辛亥革命发生时,原来属于清朝的新军大部分倒戈,站到了革命的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新政也可算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