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莫斯科郊区库奇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宿舍(称“七部”)里，贺子珍正捧着毛泽东的来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滚落下来。信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字句，在眼中模糊起来。
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贺子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她不愿意相信这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但事实如此，信纸上的笔迹对她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其实，贺子珍并不是一个弱女子，相反，她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刚烈而闻名的。1927年江西永新暴动之后，这位“神枪女将”跟着革命部队上了井冈山。长征时期，她虽然在贵州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后身中十数块弹片，但依然顽强地从死神手中逃脱，并靠着惊人的毅力一路坚持下来，最终到了延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上的弹片越来越影响到贺子珍的健康，进而使她无法全心工作。此外，生育过密也牵扯了她很大的精力：继第五个孩子②娇娇(李敏)之后，她在1937年秋又再次怀上了毛泽东的骨肉。所有这些情况使她萌生了离开延安去上海治疗的念头。
同时，本来就作风泼辣的贺子珍，脾气越来越急躁，人也变得多疑，与丈夫经常就一些小事发生口角。正如毛泽东对她说的那样：“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一次，毛泽东和来延安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两人有说有笑。贺子珍看到这个场面后一下子被激怒了，并和史沫特莱动起手来。毛泽东在一旁批评妻子不顾影响，但贺子珍不服气，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身怀六甲的贺子珍于是告别了还在呀呀学语的女儿娇娇，负气出走。
1937年10月，贺子珍来到西安，但她原先去上海的计划被迫取消：上海已陷入日寇魔爪，而其他各地也形势吃紧。一筹莫展之际，她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洛甫③的妻子刘英和其他几位同志路经西安，将去苏联治病。贺子珍心想，去苏联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那里先进的医疗条件有利于恢复健康；另一方面，莫斯科还有专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培训班，可以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思前想后，贺子珍打定了主意，向延安方面提出赴苏联治病的申请。
毛泽东知道妻子的决定后，立刻写信慰留贺子珍，并派警卫员前去西安接她回来。但倔强的贺子珍却让警卫员捎回了一方写了告别信的白手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