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官员——尤其是广东的基层官员——对这种形势相当狂热。但这恰恰就是邓的功劳，他是这种形势的关键推动力。在被打入冷宫的几年里，他反复权衡过刺激中国经济的方法。在70年代初重掌大权在握之后，他的结论是中国必须与全球市场接轨技术、科研和管理。1974年他的纽约联合国总部之旅第一次让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
1977年，当他第三次脱离政治冷宫之后，邓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这更加加强了他的理念。他的行程目的地包括日本，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战后迅猛崛起的国家，如何登上世界经济的顶峰；还有新加波，虽然整体经济规模不大，当仍然展示出东亚一党执政的市场经济力量。邓在1978年对他的演讲编写团队滔滔不绝地说，他在日本和新加坡看到工人用劳动所得购买房屋和汽车，这足以证明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有多深。
不仅如此，邓和他的同事——至少是那些愿意关注外部世界的人——还重点研究了香港和台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现象。像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一样，这两个地区战略性地抛弃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积极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尤其是台湾，利用其“出口加工区”获利颇丰，那里有特殊的商业、法律和税收政策，利用业务熟练、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国投资者。台湾人认为，税收的海关收入的损失可以通过他们学习到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来弥补（更不用说额外的就业了）。到了70年代，他们的策略得到了极大的汇报，这个先例对大陆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但是对外贸易的动力并非仅仅来自上层，地方上也有很多的游说出现，尤其是与外部世界有最多接触的一个地区。这就是紧邻香港的广东省。其首府广州市是传统的贸易集散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王时代，那里是外国人唯一可以和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其位置紧邻香港，那里有很多讲粤语的广东移民，让广东省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在毛泽东执政的最黑暗时代，珠江三角洲也依然有大量的非法走私行为。（实际上，珠江三角洲是通往广东的口岸，走私之地别无他选。）很多广东人都会定期收到香港和外国亲戚的汇款，这些钱就是广东在1949年成为内陆贸易集散地的重要资金来源。
广东省的共产党官员对此了如指掌，他们迫切希望抓住与北京沟通的机会，让这个国家开放接受外国投资。他们已经说服了党的官僚机构开放一些有限的取道，与香港做贸易，但是他们的期望远远不止于此。1978年，他们的计划终于得到了支持，一队高级党内官员——包括几位广东省官员——到西欧进行了一次考察，他们所收到的影响就和邓一样。他们不仅仅对巴黎戴高乐机场的空中管控系统和荷兰农场的自动化养殖设备感到惊讶，更高兴地看到西方人非常愿意让欧洲商人到中国来投资建设。
1979年1月，三中全会结束两周之后，广东省总书记习仲勋拿到了北京的批准，开始筹建允许外国投资的“特区”。最早开放的地区是深圳的一个角落——蛇口。一家由香港人开办但归北京政府所有的公司——中国招商局——在游说政府批准一片土地，经营的业务是拆掉旧船，卖给急需原料的香港公司。这个公司最核心的问题是，经营角度上看它是“外国的”，但实际上被人民共和国所控制，这让经济特区的试水变得简单了。于光远说：“蛇口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第一个公司设在国内，但外国人说了算的地区。”（负责创建蛇口经济特区的官员习仲勋，就是目前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父亲。）
外部世界的经济环境更加让广东省的官员意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邻近的香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遭遇了一项重大的障碍——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这个因素正在迅速侵蚀这片殖民地的竞争能力，香港的商人急切地四处寻找劳动力来源。而最唾手可得的劳动力就是来自边境一线之隔的中国大陆。
冯先生是一家香港小型电器公司Eltrinic的初级管理人员，这家公司向美国出口捕蚊器、电子开罐器和融雪设备等。Eltrinic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当地不断提升的工资水平让其难以为继。于是，当这家公司的老板听说大陆共产党即将邀请外国生产厂家投资，冯立即给予高度关注。他后来说：“我自愿申请到大陆建厂并寻找工人，香港劳动力的短缺让我不胜其扰。”他在1978年底首先来到宝安——就是Gorman在几个月之后参观的地方，然后很快开始计划建设一个小工厂，并且从香港运来一些设备。大陆当局给冯发放了一个特殊香港通行证，其实就是一个记录每次出入境日期的厚厚的本子。这种特权似乎并没有减少每次过境时需要完成的文件数量。冯说，他每次进入中国，“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1979年春天，在跨越了无数的官僚障碍之后，冯的第一家Eltrinic工厂在深圳开业了。这家工厂聘请了20名当地工人。（当时公司共有大约700人，其余所有人都在香港。）公司的第一年时间用来培训员工。工厂的产品是吹风机的发热器件，这需要一定的技能，而大陆的工人对此一无所知，根本没有人见过吹风机。但他们并不慌乱。冯回忆道：“你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他们并不关心这是做什么用的。”与香港总部保持联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地唯一一部电话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打电话往往是让人绝望的恐怖过程。然而，村民却很高兴。生产线落成之后，他们杀了一只狗——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珍贵食材——做成宴席来庆祝。相对挑剔的香港人感到不知所措。
冯的工厂建立时间其实早于1978年8月26日正式成立的“经济特区”，仅凭这个名称，就可以表明中国在那时候发展的力度有多大。当广东催促北京给它下放更多的自主权来吸引外国投资的同时，广东省就已经与外国投资者签订了第一份合同。
这些地区获得了格外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外国投资，但他们同时也可以方便地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后者有效地安抚了党内保守派的顾虑，他们担心老百姓或许会被资本主义的腐败思想所侵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对此表示感谢。在他们看来，邓的“租界”政策保护了这些地区免受毛的拥趸的政治攻击。实际上，经济特区需要一些时间来展示它的效果，但时间并不是问题。中国的改革注定是缓慢的，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动乱。重要的是新经济模式的奠基石——以效率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为目标——已经确立。新形式的改革已经启动，尽管采取的是与众不同的、小心翼翼的方式。
再也没有人比容志仁更好地体现了改革的效果，他在1979年开办的餐厅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三年后，如今已经是富有的广东企业家的容，在广东省杰出人物大会上有幸与邓小平见面。地方商人被给予这样的机会本身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几年前，让他获得如此殊荣的同样行为，或许会让他被投入监狱。容至今仍然被当作是一个榜样，他说：“我从他三起三落的仕途上受到了鼓舞，邓（在1977年）的回归给我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你坚持，你最终将不仅仅是幸存下来，而且会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