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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眼中的三中全会后中国基层变革

在他们看来,邓的“租界”政策保护了这些地区免受毛的拥趸的政治攻击。

  1979年5月,一位在香港工作的美国商人Tom Gorman准备前往参加广州交易会。他的工作是与香港出版商合作杂志贸易业务,已经多次参加交易会,所以他懂得规矩。在70年代,外国人如果想和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做生意,必须要履行一定的手续。他们只能从香港这个唯一的入口进入共和国。首先需要在九龙的尖沙咀站搭乘火车,跨越香港岛的港口,那里有标志性的殖民地钟塔,一路向北,穿过亚热带乡村到达罗湖。在那里下车后,他们需要手提行李走过一个具有讽刺性名称的木桥——友谊桥。桥另一边迎接他们的是身穿制服、佩戴共产党肩章、虎视眈眈的警卫,他们逐一检查签证后批准入境。

  这就是1979年的春天。按照惯例,警卫把Gorman带进一个海关等候室,他在那里填写了无数的表格,毫无保留地上报他所携带的一切物品。官员检查了他的防疫接种记录(如果有哪个疫苗没有接种,他们会在现场给你打针,所以还是提前准备好为妙)。这时候已经到了中午,Gorman和其它旅客的下一站是一家特别的边境餐厅,那里有非常豪华的午餐和青岛啤酒。午餐之后是必不可少的午睡时间,房间里有痰盂和带罩子的扶手椅。所有人必须在此休息。中国南方在夏天异常闷热,但是共和国当时还没有空调。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不定时发车。回想过去,Gorman把从喧闹异常的香港到沉闷的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这次旅程比作“就像从水下呼吸器换成了潜水钟”。你不再需要自己的判断,当局会在需要的时候告诉你一切。

  Gorman终于到达了广州的酒店。当时,与中国做生意唯一的方式是与掌控这个国家各类经济产业的14个部委之一签订合同(化工、钢铁、轻工业等等)。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官员对于信息的分享依然十分吝啬,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贻害,与外国人交往有可能让你被投入劳改营,甚至更糟。你只能去交易会大楼寻找你期望见到的人(前提是你已经知道那里有哪些人),但这也不能保证成功。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总不能等待别人来找你。

  这就是为什么Gorman和其他几位美国人做在交易会的展厅里,注意到一群中国官员走过来问他们:美国人是否有兴趣了解一个投资机会?那里离广州不远,第二天可以返回。美国人说好啊。

  在约好的那天,他们乘坐一辆面包车从广州出发,延一条路况极为糟糕的土路走了几个小时。中途车还坏掉了,他们不得不徒步走到中国人安排另外一辆车的地点。这次徒步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走过一个农村自由市场,当地农民在兜售各种农产品,这些美国人从未见过这样的集市。

  最终,他们顶着烈日到达了目的地。那里实际上就是与香港的交接之处,离外国人进入香港的地点——罗湖不远(那时候你不能从外国坐飞机直达北京)。不明就里的美国人跟着主人走上一个水坝,中国向导做手势让他们看眼前的景色。美国人不大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那只是一片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南方景象:稻田、劳作的农民、传统的水牛耕种、鸭塘,还有几棵树和零零星星的简陋民居。中国人所讲的事情似乎与眼前的现实毫无关联。他们对美国人说,这片地区将成为宝安外贸基地,党已经把这里指定为外国投资特区。酝酿中的计划包括建立化工厂、纺织厂和生产车间。哦对了,这里将会出现很多对外国人开放的宾馆,这是赚钱的大好时机。

  美国人觉得中国人都疯了。Gorman说:“所有人都想象不到这样的主意,我觉得根本没人在听中国人的讲述,认为‘嗯,这的确可行’。大家头脑里都在想:‘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在当地仅有的一家旅店勉强度过一晚之后(旅馆里没有电和自来水),美国人在第二天参加了一个介绍会。中国人展示出一个建设规划图,其中包括占地几英亩的工厂、仓库和其它设施。这些蓝图袒露了令人震惊的野心。Gorman说:“这很难令人相信,那个时候中国的一切都相当缓慢,除了政治。商业和建设不可能按照那样的时间计划完成。”

  宝安外贸基地位于一个小村庄里,村庄的名字来源于附近一条河流——Shumchun,后来演化成另外一个名字“深圳”。早在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三中全会之前),这里就吸引了邓的注意力。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党应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设想,如果只有5%的县和5%的人口“先富起来”,这就等于100个县和400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这是一个强大的催化剂。在他的清单上,深圳在19个准发展地区中名列第一。邓的前助手于光远写道:“显然,他很早就开始着眼于此。他认为,深圳会比其它地区更快繁荣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对外贸易能力。”实际上,在工作会议中,于自己就向来自广东省的官员分享了这个想法。他的想法来源于一个香港朋友带来的广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的原单位)的支持下在深圳修建写字楼,租给边境线那一边九龙的商人,那边的地价早已高不可攀。于甚至设想要为香港旅客简化通关手续。

  Gorman和他的同胞不止一次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遗留下来的中国人仇外情绪,难怪他们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如此正式地邀请外国投资者来到这片新“特区”,而且已经有了这么明确的计划。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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