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志愿军的第二次攻势明朗后，威洛比将军对敌军兵力的估计较其11月25日的判断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认为在朝鲜的中朝军队共有约43万人；另有8个军24个师，总计20.4万人的兵力作为预备队部署在中朝边境；此外还有至少2个军部署在远离边境的中国东北境内。
至12月9日，远东司令部已确定志愿军此次攻势行动共动用了9个军共27个师；还有两个军可能已进入朝鲜；另有两个军也即将入朝。第二次战役中，共有约26.8万中共部队与联合国军展开激战，另有55万人可提供保障支援，预计还有20万人不久也会加入增援队伍。以上数据意味着共有约100万中共部队与联合国军对垒，这还不包括16万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东北37万民兵预备役人员。鉴于急剧恶化的战场态势和中国几近源源不断的兵力投入，联合国军开始制定撤离朝鲜的计划。
志愿军的战役欺骗和伪装
中国人的战役欺骗也成功迷惑了美军。毕竟中共在加入朝鲜战局之前已连续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战争，他的那支数量庞大、但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早已习惯了艰苦的行军和不厌其烦的伪装。按美国的标准，其装备和素质只及一战时期的水平，没有卡车、没有炮兵、更没有飞机和装甲车。即便如此，志愿军仍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差距和不足，这种方式带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即广泛实施大规模伪装和欺骗，以此来麻痹联合国部队。战争初期，伪装的目标就是要使部队规模尽可能地变小，而在进攻发起后又使部队规模看上去尽可能地大。
伪装、欺骗的要旨就是充分利用美军先进技术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军电子侦察能力极强，志愿军就用大量假电台和无线电收发设备营造大规模部队的假象，故意让美军侦察到数量、种类繁多的部队番号、作战信息，以误导美军的作战部署。中共军队早在1941年对日作战期间就已开始熟练使用这套欺敌战法，当年聂荣臻元帅在中国北方的五台山地区领导对日作战时，就充分利用无线电欺骗拥有侦听设备的日军。因此，威洛比将军之所以对中国的大部队仍滞留东北的判断深信不疑，极可能就是中国的电子欺骗手段使然。
战后再检视当初中共对大规模行军的组织，其夜间行军和严格的灯火管制措施，完全达到了神奇的效果。他们在几夜之内、在美军侦察飞机的眼皮下不动声色地在东线部署了22万人，在西线部署了15万人。为了能够长时间隐蔽行军，他们舍弃了重装备和部分给养，在攻 击发起前又总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位置和意图。这绝对是一种非凡的意志和能力。
令美军误以为中国入朝军队规模不大的原因还有志愿军在11月6日的神秘后撤，当时第8集团军的前线部队眼看着原来与他们接触的志愿军分成几路纵队快速撤往山区；在通往长津的公路上，第124师的官兵也在后撤。在华盛顿，时任参联会主席的布雷德利将军则认为中国适度地进行了干涉，当中国人明白与美军这样的强敌对抗要遭受重大损失和伤亡后，他们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动力，因而出现了后撤的情况。可惜的是，美军的将军们还沉醉在与德、日等正规敌人的作战规则之中，他们没有研究中共军队以往的历史和作战习惯，没能看出来这是中共典型的游击战术，是在引诱美军继续向前推进。当布雷德利和麦克阿瑟仍将志愿军的后撤视作实力不济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却在告诫他的军官们：“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除了在军事上努力营造氛围外，中国人也在外交上积极配合。在志愿军第一次出现在朝鲜并打乱了联合国军的进攻计划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中国尽快从朝鲜撤军，而中国也被邀请参与即将在纽约进行的联合国辩论。中国人拒绝了邀请，但接受了先前就台海问题的辩论，即指责美国侵略了台湾。代表团于11月15日起程，起程前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国的外交同行表示，代表团已得到了讨论朝鲜问题的授权。这枚外交烟幕弹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使人们重新看到了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然而，中国代表团却用了近4天的时间，也就是到19号才抵达纽约，此时，中国的作战部署已完成并开始了第二阶段进攻。而在联大讲台上，中国代表团则谴责了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军事干涉。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让代表团在到达前就发动进攻，但时间上的巧合却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外交误导，甚至就是欺骗诱敌计划的一部分。
真相令人大跌眼镜
根据中美方面解密的史料，10月下旬入朝的志愿军只有6个军参加了对联合国军的第一次攻势战役，其中2个军并未被美军发现；随后这6个军和陆续入朝的另外3个军共约37万人，又展开了11月底对联合国军的第二次攻势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