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总统杜鲁门的要求，中情局在10月12日提交的一份评估中声称：“尽管中共大规模干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除非苏联决意要发动全球性战争，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在1950年进行大规模干涉。目前阶段，中国的干涉行动恐怕只限于对北朝鲜不断提供秘密支援。”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理由是：“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入朝干涉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
1950年10月24日，麦克阿瑟仍做着感恩节前让小伙子们回家过节的美梦，他命令前线部队向鸭绿江全速推进。第二天，沿清川向前突进的第8集团军和向长津湖进军的南朝鲜军队，与志愿军先头部队遭遇。在此后的两周内，广泛分散在朝鲜西部的联合国军队，由于后勤补给不足，很快被赶回了其在清川江沿线的桥头堡。
其实早在10月20日夜，志愿军的3个军已开始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每个军辖三个师约3.5万人，总计约10余万人。入朝前这3个军的部署和番号也经过了调整，第38军摇身一变为第54作战群，第39军成了第55作战群，第40军则变成了第56作战群，各军所属的三个师也都改称为第1、第2和第3营。在后续作战行动中，一些被俘中国士兵的口供亦因入朝部队番号的变动而令美军情报官迷惑不解。尽管对混乱的供述存在着疑问，但在以后的三周内，威洛比将军和第8集团军情报负责人塔肯顿仍坚持认为中共入朝部队只是若干作战群，致使美军严重低估了中国入朝部队的实力。
至11月7日，战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志愿军突然中断了进展顺利的攻势行动，令人无法捉摸地开始后撤至边境地区的群山中。第2天，国防调查局对中共入朝兵力进行了评估，认为在朝鲜西部作战的第54、55和56作战群为师级规模，每个作战群约9千人；在朝鲜东北部作战的是第124师，约6700人，中共入朝作战的总兵力约3.37万人。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东北集结了大规模军队，却只派遣如此少的部队入朝？显然，这是一种主观臆断的推论。
当志愿军突然后撤后，美国各情报机构对志愿军的“缺乏进取”也感到非常疑惑。一些情报官员原来就认为部署在中国东北的只是从各个军抽调的部队，如今他们仍用这样的思路推测中国在第一阶段进攻行动中的参战兵力。中情局主导的情报监察委员会认为，中国只是从三个军所属各师中零星抽调了若干小部队遂行了这次进攻行动。该委员会推断，中国只是在虚张声势，意在制造这样的假象：中国不仅组建了志愿军，而且兵力比实际投入的要大得多。而事实正相反，中国人成功地达成了他们的目标，将一支大规模的入朝部队虚构成了一支小部队。
中情局更相信，尽管中国在东北集结的大规模部队有能力阻止联合国军的进攻，或迫使其撤往更靠近南方的防御阵地，但其第一阶段的攻势行动只是想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和维持北朝鲜政权的生存。中情局在11月24日的一份评估中认为，中国将同时维持中朝联军在北朝鲜的作战行动，保持或增强在东北地区的兵力，企图通过恫吓和外交手段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这份评估虽比较接近现实，但仍是忽视了中国动用东北地区军队的现实可能性。
威洛比将军则仍坚持错误的判断，认为与联合国军遭遇的只是象征性的志愿军小规模前锋部队，其任务就是阻击联合国军的推进，而后续部队可能仍在渡江入朝。到11月25日，第8集团军重新发动攻势后，威洛比将军估计此时志愿军入朝兵力约12个师，人数约46693到70935人，另外还有重新整编后的北朝鲜军队约82779人。
而真实情况是，第8集团军当面之敌有6个军计8个师，总兵力达22～24万人；而在东线，美军并未察觉中共已增调了第9兵团的3个军计12个师，共15万人，使其得以从容不迫地对第1陆战师和第10军团残留部队发起突击。当夜，志愿军对第8集团军展开全力进攻；两天后，志愿军又在长津地区开始全面反攻。
联合国军恢复攻势的一个假设前提是，中国虽在东北部署了大规模军队，但当时入朝参战的部队只是极少部分；如果中国准备大规模增援朝鲜，必定会被为美军所察知；而且，这样大规模调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联合国军可以从容调整部署。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11月份志愿军的第二次攻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令美军前线部队、东京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都大惊失色，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威洛比将军、陆军情报机构和中情局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部署在东北的其余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朝鲜。麦克阿瑟向参联会报告称，联合国军已身心俱疲，除非立即向远东大规模增援，否则联合国军将不得不持续撤退，最终可能会重回釜山构筑滩头防御圈--如果不立即对中国本土实施大规模空袭，联合国军必将被赶出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