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于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仍是截获的无线电子情报，这项情报收集、破译工作由陆军保密局设在远东的监听站以及三军保密局（即后来的国家安全局）。近期国家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朝鲜战争时期的文件，令人吃惊的是，与二战期间美军卓有成效的技术情报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的侦听团队在朝鲜战争中少有建树，不仅情报数量少得可怜，内容也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
朝鲜战争初期，电子侦察部队的境况与航空侦察部队差不多，二战后被大量裁撤，远东仅有的一些侦听分队都留在陆军编制内，不仅远东如此，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侦听力量也被大大削弱。而且，仅有的侦听力量也被集中于侦察中共政府的活动和当时菲律宾爆发的叛乱。
最初，信号情报部队只是破译中共军队的密码、获取文本信息；后来随着侦察力量的加强，对敌技术情报的分析工作也开展起来，比如通信量的分析。事实上，在近代很多战争中，通信量分析时常发挥着重要作用。通信量是指部队使用无线通信的频度，在实施无线电静默的战斗前夕，突然骤增的无线通信往往意味着进攻的发起。美军在二战期间非常重视通信量分析。特别是朝鲜地形多山地，部队联系、战斗协同常靠无线电通信，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未能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直至1952年才走上正轨；到1952年后，美军的侦听部队已能从中共军队的通信量分析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战术情报，比如各级作战命令。
陆军保密局在对华的情报侦听工作中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缺乏足够的听译翻译，而中国各省方言的繁复也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美国本土的华裔大多出生于中国南方，其南方口音与志愿军内部普遍使用的普通话完全不同。为满足这一需要，远东司令部从败逃到台湾岛的中国人中雇佣了一批通晓北方普通话的平民为陆军保密局工作，经过简单培训后使其了解中共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制度，这才缓解了矛盾。
虽然美军为解决情报获取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失误仍在所难免，对中朝军队文本情报的判读就出现过重大失误。战争初期，在判断入朝中共军队的统帅人选时，美军根据一份来自上海的通信情报曾认为是林彪将军，但实际上林彪称病婉拒了领兵入朝作战的机会，最终彭德怀将军担负了该职。然而，直至战争结束，美军情报机构仍坚持这一判断，以至于后来很多以美军情报为第一手材料的西方历学家仍将林彪列为中国志愿军统帅。另一例重大失误也发生在中国参战前，9月底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的周恩来通用中立国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即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38度线，中国将不得不出兵干涉。该信息通过第三国转达给了华盛顿，但华盛顿并没有意识到它所蕴含的军事意义。其实早在7月间，对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全境的通讯流量分析已表明，中共第4野战军若干部队已开始向东北地区集结，到9、10月份，美军的侦听情报分析认为这些部队仍在向中朝边境集结。正如下文所述，这一结论相当敷衍，只能算部分正确，实际上最终完全误导了美军。
对中共入朝兵力的误判
根据美国解密档案，远东司令部在志愿军入朝前的日常情报简报中认为，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实力正逐渐得到加强，其中部分部队部署在鸭绿江附近。9月21日，情报记载已确认部署了9个军35个师，另有8个军24个师可能部署于东北地区；至10月5日，简报声称确认了9个军38个师，另有8个军24个师可能部署；至10月24日，已确认11个军共44个师，另有6个军18个师可能部署。
到1950年10月初，华盛顿的情报官员们置先前警告中共即将大规模干涉朝鲜的正确情报于不故，开始重新解读获取的侦听情报，各情报机构的判断也出现了分歧。中情局的分析人员将侦听情报中所涉及任一级部队的番号，哪怕只是一个团，都倾向性地认为是整个军；而军事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员则将大量频繁出现的部队番号看作是部队重新部署而造成的表象。10月4日，陆军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尽管不能完全低估中国入朝干涉的可能性，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这种干涉已是迫在眉睫。10月5日，由中情局主导的一个情报监察委员会则大胆地声称，即便中国已在边境地区完成大规模兵力集结，也不太可能敢真的入朝参战。该委员会认为，北京声援朝鲜的宣传活动已有所收敛，北京领导人可能害怕干涉行动会招致美国空军的大规模报复性空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