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后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他被迫开始面对扑朔迷离的人生，如果他继续留在法国，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或者他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任教，做“中国今日之菲希特”，或许，他和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会大为不同。然而，政治终究还是改变了他。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被推向权力的巅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系列任命，汪精卫低调地力辞，陈璧君则逢人就说，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然而，政治会议上收回的11张选票，全都写着汪精卫的名字，显然，汪精卫极不自信地选了自己。
汪精卫上任后，演讲才华曾暂时令人们对他产生幻觉，他公开告诉广州军民：“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然而，统一中国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这样的书生。
1926年蒋介石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成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蒋介石很快夺取了党政军大权，避居法国的汪精卫反而失去合法性。
汪精卫和陈璧君又一次选择远走法国，对此，陈公博颇不以为然：“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回答仍然颇有书生的负气，而缺乏政客的变通，他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