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航展的日常生活
茹科夫斯基城市博物馆在一栋居民楼的二层，没有醒目标志，三间民居被隔成了两个展室和一个小办公室，一间的主题是城市史，另一间是俄罗斯的航空史。馆长谢尔盖·梅里尼科和副馆长埃杜尔阿特·谢苗诺夫都是本地人，谢尔盖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埃杜尔阿特则是在莫斯科大学完成了学业。“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抨击城市博物馆办得单调，议员就让我们俩来办，我们抛硬币决定谁是馆长，然后按照我们的想法把航空史的内容加入到展览里，因为我们是一座航空城。”埃杜尔阿特说。
茹科夫斯基城的中心位置是1918年建立的中央空气流体力学研究院，它同中央发动机研究院一起构成了苏联航空工业基础研究的中心，也是小城存在的基础，城里的居民大多数因为航空工业服务迁移而来。“航空业过去一直是国家支持，所以我们一向是所有东西都依赖于国家的供给。城里原来只有两种人，领导和工人，所有人都按照既定轨道生活，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夏天到海边去夏令营，定期的疗养。”埃杜阿尔特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是怎样的。“我妈妈在一个工厂里工作，我肯定而且也只能找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就去学了电焊工，两年后我去参军，我想参军也许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我在军队时，苏联就解体了。”
茹科夫斯基城市博物馆副馆长埃杜尔阿特·谢苗诺夫
一直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城在解体的震荡中首当其冲。“整个飞机制造量大大减少，需要的研究人员不多，也不需要工人，大量人失去工作，即便依旧保持工作的，因为解体后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生活也很艰难。”谢尔盖说。人们于是开始各寻生存之路。“我的叔叔在飞机场当技术工人，原来在苏联，有疗养有房子有汽车，苏联解体后，工资不够用，就拜托相熟的空乘人员出国时候买一些东西带回来卖，做小生意贴补家用。”埃杜尔阿特说，“这个城市里有许多聪明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1991年之后工作机会多起来，他们在别的城市甚至外国找到新工作，工人受到解体的影响就要大得多。”
埃杜尔阿特也在这时离开了军队。“解体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俄罗斯要向什么地方走，后来大家反应过来了，要做生意赚钱，然后就往经济领域涌，买卖一下子就暴增。”埃杜尔阿特说，连公共服务领域都加入了金钱的因素，“苏联时期如果我们给医生送礼物，肯定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对医生治疗的感谢，现在虽然我们还是公费医疗，但是如果想得到好的救治，就必须给医生送礼”。解体的变化也不都是坏的，埃杜尔阿特说：“对于茹科夫斯基城来说，单位变成了企业，现在为私人做事了。城里出现了各种身份的人，多了许多商店。因为我自己喜欢文艺，我就找了一些苏联时期文艺团体的小姑娘，到各地去唱歌跳舞，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演出，票价非常便宜，跟其他舞蹈团相比没有竞争力，时间不长就维持不下去了。”他又在莫斯科一家报纸当记者，后来索性辞职回到茹科夫斯基自己办了一份以国内政治评论为主的报纸。
埃杜尔阿特告诉记者，原来城里有1万多人为以试飞场和空气流体力学研究院为核心的航空工业做事，现在只有4000人，大部分都在莫斯科找了新工作。早上乘坐火车去上班，晚上才回来，所以，小城的街道上根本看不见几个人。就连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都搬走了，因为这里的医疗设施失去了国家投入而陈旧、落后，不适合养老。连办了10届的莫斯科航展也并没给小城带来发展机会。“参加航展的人都住在莫斯科，由摆渡车把他们送到会场，他们不会在城市里停留、消费，每次航展因为来的人多要对交通进行管制，反倒是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麻烦。”谢尔盖说。
学过飞机设计的谢尔盖和埃杜尔阿特是坦然接受现状的一批人，他们的博物馆由国家划拨一部分经费，其他就依靠两人卖徽章、T恤、飞机模型等纪念品的收入。埃杜尔阿特每月的收入是7000卢布，而现在俄罗斯“每个月起码要挣1.2万卢布才有姑娘想嫁给你”，但是埃杜尔阿特很满足现在日子。“我每天15点多就可以回家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坐公交车只要几分钟的路程，可是我习惯在小城里散步1小时。在苏联时期我挣的钱就不多，现在也没必要追求金钱，我还在城里的电视台开了一个节目讲茹科夫斯基城的典故，虽然没有报酬可是我喜欢，在苏联时期我没有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