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摧毁行动是导致苏共解体的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他们来到与总统会客室相邻的核桃厅，这个房间历来是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商讨最重大、最敏感问题的地方。格拉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这是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刚刚从南方休假回来，戈尔巴乔夫的脸色显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却异常阴沉，这种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戈尔巴乔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经常会给初次与其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双眼已变得黯淡无光，这折射出过去一周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内心变化：他失去了以往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给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而使对手们胆战心惊。
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88~389页。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共党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以及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
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