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犹太人
长期的流浪生涯使犹太人具有经商的意识与才能。因为从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和东正教教会都不允许教徒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所以在这一领域的几乎全是犹太人。在波兰和乌克兰的企业和商业中，犹太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28年犹太人在俄属波兰就有75家毛纺厂，数十家银行。近代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进入这个行当的当地居民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加之历史上积怨以及传统习俗不同，乌克兰人、俄国人从来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坑蒙拐骗之术骗人钱财。而俄国的村社自然经济形成的观念是，不被“商业、市场”腐蚀的民族是担当得起“拯救人类”重任的民族。在莫斯科传统中，“经商”历来就不被视为“正途”，他们认为通过买卖东西获利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那只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而犹太人从来都是被视为在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非俄罗斯的异族，又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俄罗斯人的罪恶都是犹太人教唆所致。
东欧的犹太人由于缺乏归宿感，有着明显的整体自我意识、异族感、求生意识和商业活动中的趋利性，所有这些，都是有着“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传统的俄罗斯人所厌恶的，与波兰国王“亲犹”相反的是，沙俄历代的统治者反犹情绪都非常强烈。
最早在俄国的犹太人是信奉犹太教的哈扎尔人，他们是非犹太民族的人群，同时在犹太文化的熏陶下也是一个重商民族，因此遭到俄罗斯人的排挤和打压。从16世纪伊凡四世开始，俄国的“反犹文化”成为一种传统。伊凡四世说，“犹太人是有毒的进口商和基督教信仰的蛀虫”，在反犹浪潮中最先站出来的是沙皇和教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基于“弥赛亚冲突”。一个说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个自封第三罗马，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自然不能容忍弱势群体的犹太人与之比肩；另一个原因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第三是经济理念差异。在统治文化的宣传下，犹太人成为全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出气筒，“排犹”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释放点。俄国国内矛盾尖锐，犹太人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沙皇政府曾宣布“俄国的全部不幸都是犹太佬造成的”(《列宁全集》第5卷，69页)，民间不时有无辜滥杀犹太人的事情发生，在俄的犹太人成为一个集体泄愤的对象。
俄国的犹太人在1795-1897年的一百年间，从75-80万增长到521.6万人，增加了5.7倍，其增长原因一方面是三次瓜分波兰而并入的大量的波兰犹太人，另一方面犹太人的自然增长率、平均寿命为俄罗斯各民族之首。18世纪末，犹太人口在俄罗斯帝国的民族中列为第9位，到20世纪上升到第5位。但是犹太人不仅没有公民权，他们的居住、生存、婚姻、教育都受到种种限制，俄国统治阶级始终把犹太人作为一个“异己力量”看待，整个犹太民族要为个别犹太人的错误负责。沙皇政府提出的口号是 “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亚历山大一世下令驱逐在白俄罗斯的犹太人；十二月党人起义，展开了尼古拉一世对犹太人血腥镇压的30年，在他执政时期出台了“反犹太人法令”；1871年，在敖得萨暴发了由当局纵容的排犹暴乱，杀害、致残犹太人数百人；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俄国统治者以“寻找民族的敌人”为借口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迫害犹太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俄国发生了第一次 “阿利亚运动”，大约有数百名俄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时“犹太复国”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是以“热爱圣山”为由号召人们前往，随后这一号召演变成为回到自己的“民族住宅”。但是由于生存困境，部分人又返回了俄国；1903、1905年俄国再次发生大规模反犹暴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俄国的坏事“十分之九都是犹太人干的”，“国内造反都是犹太人挑唆的”，又有数万人因此离开俄国前往巴勒斯坦，许多后来以色列的政要就是在这期间考虑“复国运动”的，史称“第二次阿利亚运动”(1904-19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