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
当时的社会氛围，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邪恶方向，“向组织靠拢，向党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知识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响应者。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毕之后很快就像旧履一样被弃置，变成下一次运动的对象。父亲庆幸1957年反右逃过一劫，但不过两三年就在反修运动中中枪。然而他虽然挨整，却一直不愿意与右派为伍，认为那些人是“真反党”，而他只不过是没有跟上形势罢了。他离开党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战士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被打倒。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帮助父亲与那些整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服那些人，父亲讲的是实事，并不是有意反党。到1980年代，我的专业知识和对史实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完全已经对“九评时代”的讨论话语具有一种俯瞰的优势。等我再次见到曾经整过父亲的人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或早或晚，时间不同罢了。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的理念问题和父亲讨论，我曾经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他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句问我“坚守什么”；第三句是，“几乎不可能”。他反问我，你记得你当初怎么顶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亲具体指的是哪件事，但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记得父母被贬到陇西后，因当地教育落后，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学。出身津门纺织世家的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她家(今天被称为“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创业的事情，我认为她是对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生活，便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来信责备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阶级斗争的说辞反唇相讥。搞得父亲很矛盾，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从天津召回，就近上学算了。
还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我告诉父亲说，听人说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睐。父亲脱口而出：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怎么办？可以给他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把国家给他。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的质问有道理，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没有我那么无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可能觉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语。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而我是以现在的处境设想当时的问题，显然场景不同，出发点就会不同。如果换做那个时代的我，我一定表现得比父亲更激进、更丧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父亲并没有做错，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时心底里有时也会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看准风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更过分的是，“文革”时风传此前台湾投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徐庭泽原来是特务，嘴里装了发报机，用磕牙向台湾发报；而父亲恰好有早晨锻炼时磕齿运动咬肌的习惯，我曾经特意留心过他磕齿的频率，有一闪念想过，爸爸会不会是台湾派过来的人，牙齿里装了发报机呢？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我在那个时代，不会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够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结局将会比他更悲惨。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作者：金雁 原标题：《为什么书生总会败下阵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