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
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