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在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苏联政治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即便是党政干部，面对麦克风的“党语”和厨房文化的民间语言也能转换自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总的来说，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封闭，毕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侨，这里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像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孟什维克一直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到1965年，更不要说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国际都有大量的言论针对苏联的现实，使得即便是苏联当局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导表现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具体个体的存在。俄侨文化的思想火种，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填补国内的意识形态空场。
另外，对苏联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还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饭碗也有生存能力，他们本来从军队退伍以后就不爱从事文职，因为他们在乡间有领地，大不了退回去当领主也用不着受政府那份鸟气，他们吃政府饭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是为了找份事做，何况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龙里的思想讨论。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都曾经辞官不做，专门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的创作。托尔斯泰有427公顷(约6400亩)的土地和几百名农奴，即便不靠版税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屠格涅夫因为异端写作被判处流放领地罪，也就是说他必须被圈禁在自己领地上，不能到城市里来。他刑满解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种刑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
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