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纪50年代蜜月期之后至此的三十年间，中苏经历了三个十年：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及十年谈判。这期间，有文斗也有珍宝岛的惨烈武斗。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说，“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细细琢磨，这些1000多天思考出的话语是在谈苏联，又是在反思中国。

　　这次谈话中涉及古今中外的事实举例就有几十个，在一旁聆听谈话的李景贤之后整理讲话稿时一一核实，发现所举的事例极为准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

　　从“西进”到“南巡”

　　若论与苏联渊源和认识深厚者，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而邓有关苏联的直接感受或思考，也无不关联中国命运。

　　1973年，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李景贤发现了1926年学号223的邓希贤（邓小平）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写下的自传，其中说：“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学校后来给这个年轻人的评语甚高，“宣传、组织工作才华横溢”。

　　此次邓小平“西进”虽然时间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曾倡导的这一政策就是给予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更多的过渡时间，发展商品经济，许可多种所有制成分促进生产力。

　　邓小平晚年有关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等提法，也与这些早年感受有关。更重要的是，他曾被指派参与中苏论战，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1985年，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另一个思考当然来自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比如计划经济束缚、比如左和右的纷争，还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历史氛围。

　　对于这位老人，1976年后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文革后中国向何处去？二是80年代末改革开放向何处去？后者的回答最强音就是南巡讲话，统领全篇的是不能走老路，不能走邪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久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为官方提出。

　　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前后几天，《邓小平年谱》中仅仅提到他曾和杨尚昆谈话，但语焉不详；转过年，1月2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运筹与健康”桥牌赛；半个月后，他一路南下，一路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