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总书记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讲透彻。

　　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本刊记者采访到其中参会的两位，他们证实了这些讯息。“江总书记很认真地在听。这样的讨论，也不止一次。”

　　此时不少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中，讨论者观点各异，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苏联解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体客观上对中国利大于弊，来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胁消失，周边环境有利于建设。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

　　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我有两个朋友当时在苏联，他们说苏联解体的时候，工人照常上班，很平静。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捍卫工农的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起来保护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高放对本刊记者这样说。

　　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过20年前大家还顾不上想太多。1991年12月27日上午的中南海会议结束后，李景贤很快奔向外交部，将最高领导们签发的那份“特特急”电报发给远方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

　　“政治团”变“经贸团”

　　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一两小时，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 团降落莫斯科。

　　代表团原拟先访俄罗斯，对方称正忙于政权交接，只得改为在降落莫斯科后再转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然对方此刻也很忙。

　　此前两周，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与波兰交界的“野牛林”秘密会晤，8日联合声明新联盟条约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使得偌大的一个苏联，只剩下一只大空壳。

　　此前一周，12月18日，俄罗斯政府接管克里姆林宫。同日，钱其琛外长指出：“苏联这座大厦彻底坍塌，也就是这一二十天的事了。”他提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由外交部副部长任团长。

　　出发前夕，李鹏总理表示需要派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探路，由李岚清部长任团长，副外长田曾佩任副团长，由外交部和部分企业家共30多人组成。

　　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易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

　　中国代表团初到苏联的几日，谈判进展较慢，而当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其实，当年9月，当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第二天，钱其琛即表示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国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国代表团带着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权签字书抵达三国，随后三天三份建交公报签署，这样的神速，国际瞩目。

　　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是总体思路。曾任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的周晓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当时“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中央非常关心苏联加速解体对我国的利弊和影响。”“8·19事件”之后，外交部一副部长曾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