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门及中央领导提前预判与未雨绸缪的效果，在几个月前已显露出来。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吃了颗“定心丸”，赶去克里米亚半岛享受起阳光、海水和沙滩。

　　此前的几个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民族自决”的影响下，各个联盟国欲自立门户。

　　1990年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很快，俄罗斯也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对此，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看得很重，他说：“俄罗斯是个大块头，它宣告独立，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为防止联邦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国家统一，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联盟条约。按照原计划，条约将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

　　戈尔巴乔夫万万没想到的是，8月19日，苏联高层8人发动政变，他们认为戈氏改革难以进行，试图挽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维埃政权。

　　8月19日北京时间清早五点多钟，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消息。之后几乎每隔一刻钟，驻苏联使馆就来电报告事态进展。

　　当天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爬上白宫外的一辆坦克，宣布“反对这次‘逼宫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赞同。

　　20日下午3点，于大使打电话给国内说，参与“逼宫事件”的总理巴甫洛夫刚刚告诉记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疗。于大使认为，苏总理患的是“政治病”，表明参加这一事件的头头们慌了手脚。钱外长得知后说：“形势看来已经发生逆转。”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22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拜会钱其琛时，专门转达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会见后，钱其琛对李景贤说：苏联局势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某种转机，二是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要特别关注后一种可能性。

　　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回天无力，胜者是叶利钦。9月初，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宣布独立，三月后，苏联解体。

　　也就是在“8·19事件”的第二天，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进行了一场谈话。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日后不难看出，转过年的南巡讲话不少内容正是对上述谈话的延展、深化。

　　“最后一次”访苏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

　　东欧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

　　“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1991年2月的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如是问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周晓沛等人，他希望大家开“无轨电车”，放开聊，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

　　“据我们观察，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非常严峻，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苏联共产党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垮台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晓沛回答说。

　　根据周晓沛后来在其著作《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的记载，他当时还对江泽民说，1989年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后，双边关系发展不错，苏联内部包括反对派都支持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他建议保持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势头。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问，我们总有个回访。（人家几次邀请）你没理由回绝，这是个外交礼节问题。”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国际 问题专家俞邃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