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代表团驻地地下室里，堆满了罐头、玩具、糖果、旅游鞋等礼品，整整五车皮，都是江泽民准备送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的。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处在风口浪尖。“我很难办。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有的想走回头路，这不现实；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这是冒险。”戈尔巴乔夫对江泽民推心置腹。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戈氏还谈到苏联曾经的高度集中体制运转不灵，他举例说一个加盟共和国总书记要去视察他们国内一家金矿，都要经过苏联最高层批准。

　　“8·19事件”前的这几个月，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信有所增长的时候。他相信新的联盟条约能保持国家的统一——“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录了此时戈氏的乐观，“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

　　不过，“8·19事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泽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苏维埃纪行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总书记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

　　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

　　“那时苏联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人们很浮躁。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人们想的和高层说的完全不一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春生1989年至1991年在苏联做访问学者，她对本刊记者回忆，“比如我当时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经常和俄罗斯人聊天，他们有做生意、出国等等想法，感觉不是很稳定。”

　　1990年底，田春生还应朋友之邀去了趟波罗的海三国旅行，朋友对田说：你得赶紧去，要是不去的话，这三个共和国就会脱离苏联，再去就要护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形成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一个是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经济管理的凝固化，机会主义；政治生活不民主化，缺乏民主。

　　俞邃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次访问中，大家曾和乌克兰中央书记，后来担任乌克兰总统，成为瓦解苏联关键人物之一的克拉夫丘克座谈，那时他大谈马列主义，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给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握手，不拥抱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的判断有关，尤其是邓小平。

　　1989年5月16日9点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安静地坐着等一个人。他对在场的同志说：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都“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

　　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

　　“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另据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充分尊重，这也是苏方智囊给他的建议。戈氏出发前两周推掉了几乎所有工作，专心研读中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