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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教训该如何总结？ 庐山会议由“降温”始，以反右终，无疑是毛泽东翻的盘。论责任，也许很多人都有责任，但“很大的责任”、第一位的责任无疑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推不到李锐的头上。 说到这里，笔者想提及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下简称朱文)。朱文比张文稍早流传于网上，也是谈庐山变故的责任的，认为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人表达意见的时机、场合、技巧有缺陷，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朱文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分析庐山变故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笔者认同的，因为它有益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历史(当然，这种分析应该首先建立在对史实准确还原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朱文不是没有漏洞)。但是作者把他认定的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的“缺陷”当做“教训”，而且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这样的“总结”笔者不能同意。 彭德怀等人有没有缺陷，尽管可以讨论。问题是，即便有缺陷，把这种“缺陷”作为庐山悲剧的“教训”，首先就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相抵牾。( 毛泽东早已宣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毛没有对言者预设任何条件。事实上，毛还多次鼓动党内同志：“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志们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怀写信前的一百天，毛泽东还号召党内同志批评他的缺点，甚至要求学习海瑞：“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4月5日)从毛泽东的公开表达看，他倒是希望党内批评不要顾忌“时机、场合、技巧”。其次还同中共党章相冲突。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有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有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党章没有对党员行使这些权利附加诸如“时机、场合、技巧”等任何条件。党章还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目)彭德怀等人无论有什么缺陷，至少没有逾越党内批评的原则和党章的规定，怎么能成庐山会议“沉痛而宝贵”的“教训”呢？ 庐山之变的关键在毛泽东。胡乔木当时就私下提醒友好：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一语成谶，庐山之变证实了胡乔木的担心。在党内表达意见，本来是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所拥有的权利。毛泽东因个人不满彭信，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政治批判，侵害了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的正常权利，按党章本应受到批评和纪律处分。毛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反而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对彭等人严加处分。毛能够以一己之力覆雨翻云，深刻的原因是党内铸造了一套集权的权力架构和制度。这个架构和制度实际上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领袖因此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剥夺他人的权利，而这个架构和制度对领袖几无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党内权力架构和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弊端。这才是庐山变故的深刻教训。朱文曾谈到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在于“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笔者赞同这个看法。应该补充的是，仅有民主的“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还在于建立民主的“制度”。不从制度的层面“总结教训”，而去追究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甚至以为这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笔者以为，这是南辕北辙。 最后做一点说明。张杰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后，网上出现了一篇“党史专家金春铭”的文章，谈张杰“披露”的“周惠谈话”，对张文多有肯定，并称张是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笔者从未听说“党史专家金春铭”，但知道并且认识党史专家金春明。会不会是笔者认识的金春明教授？为核实此事，笔者与金春明教授取得了联系。金春明教授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也不大上网，既没有看过张杰的文章，更没有就张文或“周惠谈话”写过任何文章，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叫“张杰”的人。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笔者在此作出正式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