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178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2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说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李锐缘何写检讨？

　　第二件事，“谈话”称李锐8月11日发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盘认账”，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让二周“陷入极大的被动”。“谈话”还称，李锐此举是为了“反戈一击”，“立一功”。

　　这件事在李锐的书中也有记载，“谈话”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反倒是弄错了史实：李锐不是作发言，而是写检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更要紧的是，“谈话”故意“忽略”了李锐写检讨的一个关键性背景。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在会议第五组作检讨，分在第四组的李锐被人带到第五组同黄克诚对质。对质的问题本来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无关，但黄见李突然被带进会场，以为李已经说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动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况，揭出了关于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关于这一情节，李锐有详尽回忆：

　　黄克诚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住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经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庐山会议实录》，第281页)

　　黄克诚自述完全印证了李锐的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议论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阴差阳错的情节，揭出了“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接下来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和穷追猛打式的逼问，令李锐忧心忡忡：会议继续追逼下去，会牵连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悄悄对薄一波谈了想法：由他作交代、作检讨，人事关系只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因为这些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晦，绝不能再扯宽了。薄很赞同，还要他“先发制人”。《会议实录》，第285-286页)李锐这才写了检讨。

　　如此重要的背景，“谈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而不详细交代事情的原委，却渲染所谓“突然”转弯，给人印象似乎是李锐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