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锐8月11日写的检讨看，也不可能“夜闯美庐”。按“谈话”所说，李锐“夜闯美庐”一是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论。如果真是这样，第二天李锐写出的检讨一定会有“夜闯美庐”时揭发的那些事情。但事实恰好相反，李锐的检讨无一字涉及“谈话”所说的那些彭、张的活动，甚至连张闻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于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李锐的交代并不比头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锐要是真“想反戈一击，立一功”，为什么第二天交出的书面检讨不写“夜闯美庐”揭发的那些事呢？这不是个“立功”的机会吗？反过来说，倘若李锐“夜闯美庐”，已经向毛告发了彭、张，第二天的检讨敢只字不提吗？殊不知，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常看重文字“证据”的。仅举庐山会议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泽东住处谈话。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给毛的复信中恰好透露了这个细节：“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毛如此看重证据，李锐能不写在书面检讨里吗？这只能说明，所谓“夜闯美庐”，子虚乌有。

　　还要补充一点，彭、张之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黄克诚还要早。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组被逼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种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组开会批判，有人追问彭“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彭也作了交代：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80-281、284-285页)张、彭的交代，李锐都知道，李与彭还分在一个临时小组(第四组)。彭、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问题，何需李锐“夜闯美庐”再作“揭发”呢？

　　“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谁扣上的？

　　“谈话”还称，“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这又不符合史实。如前所述，李锐在检讨里根本没有涉及彭德怀在庐山的活动，倒是说过这么一段话：“虽然我同彭德怀同志没有直接的活动关系，虽然小舟同志同彭的勾结我不清楚，黄、彭的关系我也不清楚，但由于以下三点，我是陷入这个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李锐：《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莫非这就是李锐对彭德怀的“揭发”？毛泽东就是凭李锐的这一点“揭发”，给彭德怀戴上了“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事实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毛泽东最早扣上的，而且在李锐写检讨之前早已扣上。据李锐回忆，7月26日以后，由于7月23日之夜的事情被告发，分组会内外已经传开“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的种种议论和传言。(《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如果说李锐所说还属于记忆，那么，毛泽东8月2日致张闻天的信则是白纸黑字的文献：“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还挖苦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也就是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军事俱乐部”的说法：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此后的分组讨论中，批判“军事俱乐部”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就在李锐写检讨的前一天，8月10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批语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自毛泽东，与李锐的检讨根本没有关系。有一个疑问，周惠当年的检讨交代过这样一个情况：“李锐有一天晚上到我们住处，他说，中央已注意到我们二十三日夜到黄处谈话这件事，说已经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想给主席写信……”(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说李锐写信，就是李锐7月30日写信一事。周小舟当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指李锐一引者注)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李锐后来回忆：“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二周的检讨和李锐的回忆，都说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经知道起草关于“反党集团”决议一事。而“反党集团”的定性，正是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的。1980年代中，杨尚昆接受采访曾经谈到此事：“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指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一引者注)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提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这些！史料表明：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在先，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后。周惠当年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已得知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怎么几十年后说是李锐的检讨才使得彭、黄、张、周戴上“军事俱乐部”帽子的呢？一个是当年的文本，一个是后来的记忆，哪个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么周惠记忆有误，要么干脆是张文虚构。

　　张文称，1990年代，周惠曾经对采访他的权延赤说，庐山会议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张文的信息来源何处，笔者不知。但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所见史料，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惠是相当宽大的，不许将周惠划入“军事俱乐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锐交出检讨的当天下午，毛在大会讲话，谈到了周惠：“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目)毛的讲话确凿无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没有划入“反党集团”。事实上，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也没有提到周惠。至于会后的结局，就周、周、李三人来说，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下放到浏阳县任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不是“谈话”所说的“广州分院”)副院长；李锐则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只有周惠官居原职，继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1年调任交通部交通工业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