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61年的认真反思

　　面对永定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县委多次召开会议，认真进行反思，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认为造成上述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失误所致。

　　1961年1月9日，县委先后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四级干部会议。两个会议听取传达省委领导的报告。通过整风，以彻底解决县委领导问题为中心议题，联系实际，以出现的抛荒、减产、死人等现象为重点，对县委领导开展大鸣大放。同时，在县委常委会议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及省委工作队负责同志参加，采取短兵相接，开展面对面的斗争。通过对县委班子领导核心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批判，使到会同志提高认识，划清是非界线，总结经验教训。

　　1961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文件对人民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作出系统的规定，提出纠正两个平均主义的初步措施。永定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结合整风整社、宣传贯彻《六十条》的高潮。

　　为切实解决几年来人民公社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号召下，全党大兴调查之风。中央的张鼎丞、邓子恢，省委的刘永生、何若人、李源等于1961年初到永定农村调查研究。张鼎丞的归来，使全县的干部和群众高兴万分，纷纷要求晋见张老。由于来访群众实在太多，张老只得马不停蹄地接见一批又一批。通过倾心的交谈、激奋的反映，张老了解到当前严重的事实，感到非常吃惊和痛心。他立即和省、地、县领导一起，从外地调拨粮食，暂时安排群众生活，抓紧给群众治疗疾病，发动群众找代食品，以渡难关。同时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把造成永定困难状况的原因搞个一清二楚，他亲自深入金砂、西溪等公社、大队、生产队，找干部群众座谈；深入群众家中，更广泛地了解情况，掌握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得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了上级一系列错误指示，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的结果。4月下旬，张老在省、地委负责人会议上明确指出：领导应对前几年大刮“五风”承担主要责任，以便使广大基层干部放下包袱，彻底纠正“五风”，迅速贯彻《六十条》，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尽快扭转局面。张老的指示为闽西地区确立了工作方针，各地迅速贯彻《六十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许多群众和干部反映，这样做对头了。

　　5月6日至12日，在春耕插秧基本结束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有公社、厂矿党委书记、县直机关党员科局长113人参加。会议自始至终是在张鼎丞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张老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指示，给与会同志很大教育和鼓舞。会议主要是认真学习《六十条》，具体安排当时生产、生活、整风整社、社会治安四大任务。会议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六十条》，领会精神，掌握武器。经过认真学习讨论，与会同志对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根本政策如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家具)、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本，超产降本奖)、评工记分、分配、食堂、大集体小自由等各项具体政策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会议确定把全县原有9个公社划分为38个公社，设立5个工委。县委又于当月16日下发《进一步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决定》。《决定》强调，整个运动要宣传人民公社《六十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领导有步骤地切实执行社队规模，食堂、口粮分配，评工记分，自留地等一系列政策，以便取信于民。

　　6月3日，张鼎丞将自己对闽西形势的看法，有关干部的整顿及自己的想法在慎重征求省委领导意见后，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7月14日，中央迅速作出答复，要求福建省委在全省认真贯彻张鼎丞的调查报告，充分认识农村形势的严重性，认真地采取谨慎的适合情况的步骤，彻底转变农村形势和国民经济形势。张老回到北京后，1961年8月又向永定派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研究解决农村中大量存在的社会治安问题。尔后至1962年初，一直与县委保持一月一信以上的通信联系，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安排、如何深入贯彻《六十条》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农村一系列政策等工作，一一作出指示。这对永定发展生产、摆脱困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9月20日，永定县委召开三级扩干会议，检查了三年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没有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指导思想上存在重工轻农的思想；工业基本战线太长，各方面事业发展过快，过多地抽调了农村劳动力，造成大量土地抛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大刮“共产风”，越刮越严重，认为粮食大增产，全县放开肚皮吃饱饭，在粮食、供给、工资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做法，存在急于过渡的思想，造成体制大变动。大搞反瞒产斗争，把社员自留地、新开荒地收获的作物顶算产量和口粮；大办养猪场和贯彻公养为主，把社员的猪、羊、鸡、鸭都“刮”走了，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领导作风不民主，农业生产上乱指挥非常严重，规定了统一的密植规格，1958年夏秋间大搞直播、倒种春和移苗并坵，1959年盲目提出少种高产多收，1960年在春耕紧张时大搞万宝山，大量良田抛荒，造成粮食连年减产。作风浮夸，估产偏高，粮食征购年年加重，购了群众的口粮。1958年粮食浮夸为千斤县后，1959年提出更大跃进的高指标，粮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为了完成任务，提出粮食扫地出门，就地封仓，造成群众手头无粮。群众观念薄弱，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群众。1959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社员发生断炊，过春节时连口粮都吃不上；1960年春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领导还错误地认为是气候不好，不敢正视粮食问题，怕反右倾，怕否定“三面红旗”，个人主义严重，患得患失，不敢如实反映情况，造成缺粮断炊越来越严重，各种疾病发病率大量上升。对于群众的疾病、死亡和死亡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没有很好地帮助解决，却大开现场会，大吃大喝大浪费。没有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对干部爱护、培养、教育不够，存在惩办主义。1959年反右倾打击面过宽，有些顶“五风”的好干部被当作右倾处分，当成白旗拔掉，使一些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说话要留后路，做工作缩手缩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