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60年的“更大跃进”

　　1960年1月6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没有正视现实，而是分析1959年农业生产取得“跃进”的原因，认为1960年可以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提出1960年粮食播种面积要达27万亩，亩产争取1200斤，保证实现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粮食1400斤、油料11斤、肉类40斤、收入180元。要求大搞群众运动，一个时期突击一个中心，一个战役紧接一个战役，一环扣一环，一浪赶一浪，普遍开展大面积高额丰产红旗竞赛活动，“一人顶二个，家家无闲人”，以“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创造千亩甚至万亩以上的大块高额丰产田和千猪万羊的丰产场，达到“开门红、月月红、季季红、全面红”。同时，县委在工业交通、文教卫生事业方面也提出1960年的高指标，在全县掀起“反对右倾，鼓足干劲，为实现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而奋斗”的高潮。

　　为实现畜牧业的“大跃进”，县委成立畜牧业指挥部，提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的口号。要求社、队配备专管毛猪的书记，配备得力党员干部到畜牧场担任领导、饲养员，8个月内不准杀猪以确保毛猪繁殖。要求全党动手，全民行动，社社队队大办畜牧场和饲料基地，大搞选留母猪、技术革新、防疫卫生，改善饲养管理，创造社、队红旗牧场。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壮大公社经济力量，县委开展了“开发万宝山，营造经济林”运动，要求社社都要有万亩以上农林牧相结合的万宝山，扩种经济作物，间作套种饲料，组织专业劳力经营管理。每个公社都要垦荒造林，营造万亩用材林、万亩油茶林、万亩果树、万亩竹林、万亩蓖麻蚕桑。1960年春，正值春耕插秧、田间管理紧张季节，却大搞“万宝山”运动，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浪费劳力、种子，荒芜农田，而且由于乱砍滥伐，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为大力发展农村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党团员、干部带头参加，不得单立小灶，发挥贫下中农优势，筹集食堂粮食，进行炊具改革，做到统一做饭、统一做菜、统一吃饭。到4月底，全县共办农村食堂1469个，参加农户47100户，占总农户的98.6%，平均每个食堂32户。

　　为适应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1960年初，县委进行了并社并队，全县13个公社、201个大队、2145个小队，合并为9个公社、81个大队、977个小队。为发展公社所有制经济，县委要求公社大力发展和扩大社办工业，每个社办工业平均产值要达100万元以上。由于对人民公社过渡界限不清，一些地方出现急于过渡、抢先过渡的做法，不考虑条件，把一些比较富裕的队转为公社直属队，把一些大队企业直接转为公社经营，以扩大社有经济的比重。甚至采取无偿上调的办法，把社员的家禽家畜集中起来办畜牧场，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县委还要求县城所有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居民也必须和全国各城市一样，五一节前办起城市人民公社，把城市街道居民、机关家属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大办街道工业，大搞城市规划，办食堂、托儿所，更好地为工农业服务。

　　由于层层贯彻以上决议，并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致使永定国民经济在1960年遭到极大的破坏，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1．耕地大量抛荒，粮食减产，牲畜数量急剧下降

　　1960年，全县抛荒耕地达4万亩，其中峰市公社抛荒8155亩；实收粮食40890吨，比1958年的62575吨减少21685吨，下降34.65%。生猪存栏1.46万头，仅为1958年7.86万头的18.6%。耕牛1.1万头，比1958年的1.9万头减少8000头。

　　2．人口外流，劳动力减少

　　部分群众迫于生计，独自或全家离县出走。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5129人。其中劳动力4551人，占全县劳动力的5.8%。

　　3．引起人口非正常死亡

　　由于粮食减产，牲畜数量减少，加上粮食征购任务繁重，城乡副食品供应紧张等多种原因，1960年永定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开春后，黑市交易的猪肉每斤13元，大米每斤4元。食堂的口粮标准是：劳动力1天8小两(16两制，下同)大米，半劳力和无劳力(老人和小孩)6小两大米。政府号召“瓜菜代”，但是瓜菜是有生长期的，“代”一次后要20余天才能长出来，况且分给各家的菜地又很少，于是只好上山挖野葛、硬粄头，摘嫩山苍树叶等野生植物充饥，很多人因此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病，并导致非正常死亡。1960年患水肿病的11727人，共死亡9116人，占全县总人口4.2%。其中1～7月死亡6941人，占全县总人口3.2%。最严重的合溪公社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7.8%，城关公社上下斜大队死亡人数占大队总人口23%，合溪、城关两个公社死亡绝户136户。当年全县总人口203756人，比上年214155人净减10399人。这些严重后果，造成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惶惶，生产情绪低落，破坏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了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