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指标

　　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除前面所述外，1958年8月11日，县委定出秋季农业发展纲要十五条规定：要求全县建成2个万斤乡，50个万斤社，10个8000斤乡，60个8000斤社，10个5000斤乡，100个5000斤社，每乡至少要创造10个以上5000斤至万斤的社或队。同时，要求各乡社创各种高额丰产面积占总面积的40%以上，每个队都要创造3亩亩产万斤水稻、亩产15万斤甘薯、亩产1500斤黄豆、亩产1000斤花生的“卫星试验田”。同年冬，在全国、全省“大跃进”形势及“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影响下，县委认为1959年是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一年。根据“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县委提出计划种粮食17.8万亩，平均亩产2000斤，烤烟亩产300斤，花生亩产500斤，大豆亩产250斤，造纸20万片，造林10万亩，伐木10万立方米，毛猪30万头，鸡、鸭、兔、鹅100万只，产铁5000吨、煤8万吨，争取做到全县人均有粮食2000斤、油料12斤以上，年收入400～500元。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违反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想依靠行政命令，大搞所谓“群众运动”来实现是不可能的。许多群众对此非常不满，如黄田大队金潘说：“做鬼事，假积极，弄得小孩哭死，后生人做死，老大人气死。”由于在数字上大放“卫星”，永定县成了“千斤县”，因此领到了大红旗，获得了“跨千斤，上北京”的光荣称号，而实际上当时的农业跃而不进。

　　(二)瞎指挥

　　积肥县委在1958年1月首次三级扩干会上，要求1958年全县水稻施肥量要在1957年505万担的基础上增加到1003万担，比1957年增加1倍，平均每亩施肥20担。到2月中旬，县委在提出亩产要达800斤，力争达1000斤后，要求水稻平均每亩施肥100担。到3月份，根据“苦战三年，实现四十条”的精神，县委又提出“十年计划一年完成”，要求水稻每亩平均施肥200担以上，做到“五亩一肥穴，十亩一肥棚”。为此，全县各地掀起大积肥料的热潮。4月初，湖坑新生社开展“苦战三昼夜，全民总动员，人人上山积肥一百担”的运动，该社仅6～7日两天就出动几百个劳力采绿肥29843斤，赶制人造尿7851担；坎市乡开展为期5天的突击积肥运动，积肥183541担。

　　随着粮食增产计划的不断修改，积肥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6月份，为确保粮食亩产1000斤、力争1500斤计划的实现，县委发出“苦战十昼夜，积肥2亿担，保证亩施千担肥”的动员令。为了完成任务，各地都在弄虚造假、大放数字“卫星”。据称，到7月10日，全县共积基肥4亿多担，平均每亩1500担以上。这种不顾水稻生长需要，不断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既劳民伤财，也是违反科学规律的。

　　密植在增施肥料的同时，县委认为密植是粮食增产的关键，潜力最大，提出1958年推广各种密植322224亩，连作稻要用6×6寸或6×7寸，间作稻要用8×8寸或8×9寸，保证全县70%的耕地都推行各种密植。为确保密植计划的实现，县委要求各地必须用移风易俗的革命精神，“改变一切可以改变的习惯”，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认真总结密植经验，大力进行宣传，及早培训技术人员，层层组织技术观摩。从1958年春开始，县委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举办密植培训班，从上而下训练干部，提高认识，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同时还在群众中开展“密植好不好”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运动，硬性强调密植。当时的高秆品种采用密植，实际是违反作物生长规律的，受到广大社员的竭力反对。如月流管理区的张维盛说：“杀我的头都不相信过分密植能增产。”高陂上洋陈玉升比喻说：“密植好比一个房间住很多人，房门窗户都闭起来，你们说闷得苦不苦！”于是农村群众大都采取较显眼、容易被检查到的田段密植，其他耕地依然按常规插秧的办法予以抵制。

　　移苗并坵1958年7月，县委为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要求各地采取“三坵并两坵，两坵并一坵”的办法，坚决把间作稻移苗并坵。结果仅20多天，全县共把126210亩间作稻的禾苗移并为44163亩，硬砍掉了82047亩。这种生产上的瞎指挥，糟蹋了正在生长的禾苗，致使被移苗并坵的稻田颗粒无收，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大炼钢铁在中央关于“十五年内钢铁生产超英赶美”的号召下，永定县委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1958年8月19日，成立县钢铁生产指挥部，各乡、社相应成立指挥所、组，由第一书记亲自挂帅。钢铁生产指挥部向全县人民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全民总动员，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很快全县男女老少齐上阵，工农商学共参战，全党全民热火朝天地投入钢铁生产中。全县共组织两批三次劳力上山开矿炼铁，直接投入的劳力达1.5万人，投资达50万元。为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县委决定将池溪、文溪、田地列为永定县的三大“钢铁基地”，并在9～11月组织了4次“钢铁战役”。为贯彻中央“右手抓钢铁，左手抓粮食”的方针，保证9月份2000吨炼铁任务的完成，9月7日这一天，县委决定农村停止农业生产，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止上课，商店停止营业，全县组成34个“兵团”，协同作战，掀起一个全党全民大搞土铁生产的高潮。当日，全县直接投入的劳力达12万人，抢建13个炉子，抢出3.5吨铁水。在第一、二战役中，尽管全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到10月上旬，全县日产铁才10吨，距离月产2000吨的要求相去甚远。于是，县委再次动员，提出“全党动员，全民行动，人人献计，户户建炉，小炉成群，土法上马，炉如南山不老松，铁如北海长流水，为全县20万人民每天人产100斤铁而苦战”的口号，计划日产铁100吨。结果，全县上场劳力虽比9月份平均日增3000人，但日产铁仍不足100吨。11月15日，县委再次召开四级扩干会议，批判右倾思想，乡与乡、厂与厂、营连与营连之间互相发起挑应战。会后，全县50%的劳力都投入钢铁生产。11月26日，上场劳力达114167人，终于突破日产铁百吨大关。

　　“大跃进”时期用土法上马炼出的生铁，大部分是不合格的，真正能用的很少。由于炼铁需要大量木炭，于是大砍树木烧成炭，成片成片的森林被乱砍滥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局部地区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同时，大炼钢铁也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炼铁总支出290.65万元，生铁出售收入70.98万元，尚亏本219.67万元。而且大炼钢铁之时，正是农田秋收大忙季节，盲目抽调过多的劳力炼铁，忽视了农业生产，许多地方出现稻子熟了无人收割的现象，造成粮食大量浪费和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