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浮夸风

　　“大跃进”期间，各条战线虚报成绩的浮夸风十分盛行，“乘火箭”、“放卫星”之声随处可闻。炼铁、烧木炭的产量脱离实际成倍上报。如将旧牛栏推倒一堵墙，吹为积土肥几万担；在池塘投笠箕、野草，就说已沤绿肥几十万担；扫除文盲工作才开展10天，就说“达到了本乡、本村无文盲”的标准。诸如此类现象，比比皆是。1958年夏收时，全县各地兴起虚报高产、竞放“卫星”的浪潮，“卫星田”一个接一个出现。在高头乡高南青年生产队发射了亩产1805斤的“卫星”后，龙潭乡龙潭社在2分多田里又创造了亩产2083斤的最高记录；上西社三队1.99亩，上报实收干谷3630斤，平均亩产1824斤，是1957年亩产400斤的4.56倍。这种“放卫星”实际上是一些干部为迎合领导，在统计数字上造假形成的。当时就有许多群众看不惯，如高头乡江瑞发说：“搞高产试验田是放大炮，吹牛皮，连泥土堆起来也达不到。”

　　三、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县委决定先进行试点，把金砂、城关、西溪、书院4个乡合并，成立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先锋人民公社，先走一步，指导全面，接着湖雷、下洋也先后办起东风、火箭人民公社。9月1日，永定县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全面发动，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公社的好处。一时间，“人民公社好”成为广大群众舆论的中心，全县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至10月，永定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从原来37个乡308个社，并为13个乡，办起1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48836户，占总农户的99.8%。为适应钢、粮元帅升帐的形势，全县劳动力被编成13个团、131个营、604个连、1600个排、5880个班，生产由公社统一指挥，实行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广大农村普遍办起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基本实现食堂化。全县共建立食堂1988个，参加农户47678户，占总农户97.4%；托儿所、幼儿班845个，入托儿童13478人。同时，还组织洗衣组、缝纫组347个，砍柴组207个。此外，还建立敬老院12个，进院老人189人；建立集体养猪场1228个，集体养猪7.5万头；建立兽医诊所3个。

　　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统辖党、政、财、文大权，统一经营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部山林、耕地归公社所有，耕牛、农具、山林、水面全部公有化，取消高级农业社时的单独核算，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可以“吃饭不要钱”，似乎全县人民几千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幸福理想在一夜之间就可实现了。所以在群众中普遍流行这样一首民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工农各业齐跃进，幸福生活万年长。”

　　为了使公社食堂化，一些基层干部采取强迫命令，把社员家中的锅灶砸掉。其实，当时大办食堂是违背群众意愿的。群众对办食堂存在“六怕”：一怕生活不自由，二怕一切归公，三怕米被人偷去，四怕节省下来的粮食被缴公，五怕小孩三餐吃不饱，六怕家庭副业不能发展。事实证明，大办食堂有弊无利，既违背了群众的消费习惯，又浪费劳力。如下洋一个食堂才100余人吃饭，而食堂的工作人员就10多人。加上管理不好，贪污、多吃多占现象时有发生。如湖山一个食堂会计，才工作3个多月就贪污1000多元。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由于对所有制理解不明确，造成许多干部思想认识上存在严重偏差，许多地方出现“一平，二调，三收款，一股风”的问题。“一平”即平均主义，不承认差别，把穷队富队拉平。“二调”即把生产队里的农具、耕牛、毛猪、粮食等无代价地乱调。“三收款”即把基层到期应转期或未到期的贷款统统收起来，使下面生产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另外，财贸部门强调放“卫星”，实行非现金结算，强迫还贷和存款，农民出卖土特产得不到钱。“一股风”即“共产风”，有些地方把农民养的猪、鸡、鸭也归公社不给钱，有些地方把群众的房子、家具等生活资料也归了公。

　　“一平二调”和“共产风”，违反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造成公社共了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集体共了个人的产。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等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界限，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打击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不少地方出现劳动生产效率下降、劳动力外流、社员“吃饭打冲锋、干活磨洋工”，“干不干、三餐饭”，不爱护集体劳动果实和浪费现象。如调生猪不给钱，造成毛猪饲养管理不善，死亡很多；调粮食不给钱，造成社员瞒产，生产队打埋伏，私分粮食。特别是“共产风”的出现，造成人心惶惶，许多地方出现了怕“共产”而杀猪、杀鸡、杀鸭的现象。湖雷东风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写了这样一条标语：“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一切都要归公”，造成社员思想混乱，把自己喂养的鸡、鸭、兔全部宰杀吃掉。加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1958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50.46万亩，比1957年的59.39万亩减少8.93万亩，下降17.7%；全年粮食实际总产量62575吨，比1957年的66170吨减少3595吨，下降5.43%。当年底，群众粮食短缺现象已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