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课前两分钟，陈总会笔挺地走到黑板前；下课铃一响，话题正好打住。为此陈的讲堂经常爆满，而且前几排总是挤满了女学生。

　　潘光旦和罗隆基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批评罗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反唇相讥：“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1923年4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先生曾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饭毕，侍者过来收费，郁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他。朋友非常诧异：“郁兄，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呀？”郁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一下它！”

　　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梁写诗一首：“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梁漱溟自称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从事于乡村工作。

　　丁文江生活极为规律：睡眠必须8小时，在外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不喝酒，却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中浸20分钟；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嘱咐他赤脚有效，他就常年不穿袜子，穿多孔皮鞋，在熟朋友家就赤脚聊天。所有科学化的原则，常人往往难以坚持，但丁终生奉行，且不顾别人骇怪。

　　丁文江厌竹，1935年他写道：“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咏物以言志也。罗素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1933年，在回答《东方杂志》关于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时，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柳亚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他还特意编了一首《新生活歌》：“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转移风气，同声应，纲乃正，教化明，复兴民族新基础，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1935年，上海有妓女10万，相当于妇女人口的10%。当时上海有10%—15%的人口患梅毒，50%的人患淋病。1927年，苏州、北京、上海军队、警察中性病的感染率是35%，商人31.8%，一般人19.5%。

　　1935年，23岁的朱生豪在上海担起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重任。直至1944年，朱译《莎》10年，贫病交迫，心力交瘁而死，时年33岁。在写给朱清如的信中，他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1935年秋天，长征途中的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而《大公报》上陕北红军的消息，均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所写。于是毛与范开始书信交往，彼此称兄道弟。毛还发电报说，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后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举行欢宴，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谢觉哉在其《文集》中回忆长征：“有人喜欢说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煮皮带如何艰苦等等，谈起来有点使人色变。……翻过一架雪山，不过几十里，鼓一把劲就走过去了……草地比较长，要走几天或十几二十天，但是我们有准备……没有听说哪个单位没有干粮。真的像传说那样，干粮袋是空的，那倒毙的岂止一人，何况那时还要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