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欧洲战场的劳工。
纳塔莉·萨勒(Nataly salle)夫人的证词：“先生，那很可怕。我们看到英国看守和警察像打狗一样地殴打他们。英国人把他们的鞋子、衣服全部脱掉，把他们绑在桌子上，一直鞭打他们直至流血。接下来，英国人用刷子和热水将他们擦干净，不留下痕迹。然后人们将他们送往劳工营的医院，医院是由一个勇敢的苏格兰人格林(Gray)上校管理的，他会尽他最大的可能来照顾他们。我对您说，这很可怕。死于什么?……疾病……当人们治疗病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些人扛不住强加给他们的令人难以承受的工作，或是没能在毒打后幸存，或是忍受不了新气候，又或是营养不良死于寒冷……还有的是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我见过一个人被绑在对面那棵树上，被牛筋鞭残忍地抽打，当人们解开他时，他倒了下去……他死了。”
停战时，英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大约有96 000人，其中的80 000人仍在继续工作，他们在填平壕沟和被破坏的路面，在确定危险区域，或是在将先前运到佛兰德(Flandres)、伊瑟(Yser)前线的大量物资重新装回船上。
显然，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常危险，传染病，特别是西班牙流感折磨着这些不适应气候、经常被圈禁在一个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中的人们。好几个地方都爆发了反叛。关于这些内容英国当局一直羞于启齿。
尽管如此，在1917年4月到1920年3月之间还是有大约2000名中国劳工死亡。大部分的人死在了英方主要的劳工营滨海努瓦耶尔的3号营房中，它是建在法国的含有通科医院的这类营房中最大的一个。
因此，英国人在加莱省的胡明冈和波特尔修建了大型的公墓，特别是在滨海努瓦耶尔，在那里法国政府提供了一块土地来埋葬这些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劳工……842块墓碑竖立在一片由英国公墓管理处精心维护的翠绿之中，竖立在雪松、蕨类植物和其它用作装饰的树木之下，一圈石墙围住了这一切，庄严肃穆的气氛油然而生……夏季路过那里的度假者们，请你们沉思一下，对于这些来自远东的孩子们请你们心存感激，他们带来他们的臂膀用来保卫法兰西的土地，他们死在了这场他们也许从没有理解过的战争中。
作为志愿者的平民，中国劳工签下了3年的合同，并得到了不参与任何军事活动的承诺。
法国、比利时的多个劳工营接待了他们，其中在索姆省就有6个。当时不论他们被划拨到那里，所有的劳工都要在滨海努瓦耶尔转运，在滨海努瓦耶尔临近火车站的30公顷土地上建造了多个巨大的临时营房。这些集中了住房、厨房、医院、监狱、甚至是疯人院的“普通街区”到1919年为止共接待了1.2万名中国劳工。
1917年4月，大吃一惊的滨海努瓦耶尔的市民看到第一批中国人从火车上下来，在配有粗木棍的英国士兵的严密看管下，穿过村庄去往劳工营。其中一些人再次启程去了北部充当工厂工人或是码头工人。另一些人则留了下来在后方工作，他们修建从努瓦耶尔(Noyelles)到吕市(Rue)的铁路、挖掘战壕、修建公路、运送货物等等。
他们被隔离起来，不能够自由地活动，和本地人几乎不存在接触。繁重的劳动，艰苦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很容易受伤。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工伤事故、疾病、特别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西班牙流感疫情在欧洲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
当遭遇轰炸的时候，一些惊惶失措的中国人逃离了劳工营，奔跑着穿过田野，当人们在田野中再次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行了或者已经死去了。这些劳工虽然是平民但却要遵守英国的军事条例，因此他们死后被就地掩埋了。
在停战之后，人们清点出在欧洲有96 000名中国劳工。他们在1919年3月至1920年秋季之间以每个月5000名返乡者的速度返回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