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欧洲战场上的劳工在展示中国功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送往法国的很多中国劳工回到中国时和他们离开时一样穷困。他们的薪水被大量地汇入了中国兴业银行，但因为这家银行在战后资不抵债，很多工人都没能把薪水取回。“从法国回来的”不幸的人，譬如1922年1月回到上海的那批人，无法兑现他们的债券，害怕他们在法租界闹事的法国领事因此而忧心忡忡。
多米尼克·德拉努瓦(Dominique Delannoy)先生的证词：“他们的工作是在火车站搬运所有运往兵营的物资。他们推着奇怪的独轮车前去工作，这种独轮车由一个巨大的轮子和两边各一个格子构成。他们也饲养英国骑兵的马匹，还用装在竹竿顶端的老式大碗来运送牲畜粪便和厩肥。证人回忆说，中国劳工中的两个人被派去保证村庄的清洁，而在此之前街道从没有被维护得那么好。这两个养路工人偶尔会来马蹄铁匠铺取暖。他们不能够随意出来，总是在英国士兵的看管下穿过村庄。”
约瑟夫·德·瓦利古尔(Joseph de va Jicourt)先生的证词：在他所写的关于在努瓦耶尔渡过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书面的证词，那时正是中国人到达法国的时候。他们的小个子当时还让约瑟夫·德·瓦利古尔先生吃了一惊。
“他们由英国低级军官和士兵严格看管着；强壮的小伙子佩带着粗木棍，就像牧羊犬一样沿着劳工营来回巡逻”。“纪律非常的严格，对轻罪还有体罚，就像在中国实行的那样，由中国人或者队列中负责看管的英国人来施刑……”
他们“穿着棉袄，腿上系着绑腿，戴着小圆帽和皮耳套，这些外来者的气色非常差。他们的工具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诧异。主要就是些竹竿，竹竿上挂着货物由两个人挑着，米袋、梁木、木板和其它货物在竹竿中间摇晃着……纪律非常的严格。一个英国军官这样写到，虽然这些中国人是性格温和的人，却很难接受英国军官的管理’。每个劳工穿着统一的蓝制服，带着刻上号码的身份手腕和每天用来盖戳的工作记录簿。中国劳工自己负责伙食。约瑟夫·德·瓦利古尔记述说“他们特别喜欢苹果，甚至是苹果酒中的小苹果，他们买了大量的苹果。在劳工营中，他们用玻璃和木头建造了漂亮的小寺庙，有各种颜色的斜磨小方砖……后来这个小寺庙被拆掉了”。
菲利普·拉科奇(Philppe Lacoche)先生的证词：……在干净的草坪、漂亮的大理石之下隐藏着那些来自其它地方的可怜人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他们的要求仅仅是品尝一下甜苹果汁，回去以后他们还要慢慢地忍受疾病、带刺的铁丝网、本地人的贪婪和粗木棍。
劳工营中的恐瞑和精神错乱：1918年5月23日夜，塞涅维拉(Saigneville)军火库遭到轰炸的那个夜晚是一个可怕的夜晚。面对着炮弹引信和爆炸所进发出的火光，中国人冲破了带刺的铁丝网逃了出去。人们花了好几天才重新找到他们。
雷韦永(R6villon)先生的证词：总是那两个打扫街道的人，和本地人的接触也总是那几种情形；他们会安安静静地在雷韦永先生父亲的铁匠铺里取暖。其他的人则打扫农场的院落，英国人把马圈养在那里。他们一手拿着竹竿，另一手拿着筐，用来拾起马粪。他们也会去食品杂货店，商店做买卖有时很诚实有时缺乏诚信，他们向中国人卖出他们已经积压了20年的货物。中国人花钱买了过时的帽子、法兰绒的腰带。除去这些接触以外，本地人很少靠近这些外来者。这些外来的成年人总是笑着说是和不是，因此他们的微笑在本地人看来就显得“非常的幼稚”。在诺曼底地区距特雷波尔(Tr6port)三十多公里处的阿克拉巴塔耶(Arclues－la－Bataille)还有一个中国公墓。
罗歇·普吕沃(Roger Pruvos)先生的证词：人们很难想象那些残酷的场景，它们给这些半个多世纪前来到我们土地上的中国劳工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在英国人的棍棒下，为保卫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和权益而工作。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国劳工在那些和诺莱特一样的劳工营中是怎样被对待的，例如在加莱和圣奥梅尔(saintOmer)之间的胡明冈(Ruminghem)劳工营中，或者在靠近布洛涅(Boulogne)的波特尔(Portel)劳工营中。但是所收集的证词已经足可以构成一份骇人听闻的“档案文件”，这是份可以使1917至1920年间驻扎在滨海努瓦耶尔的英国军官所写的回忆录顿时失色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