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长眠法国的中国劳工。
就英国方面而言，英国人通过中国的中介机构在山东招募劳工，从英国租界的威海卫启程赴欧。而对法国政府来说，则面临着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匮乏，战争的旷日持久和可怕的消耗使得法国政府疲于应付。就中国政府而言，则把希望寄托在协约国可能获得的胜利上，预期着在未来的和会上能够从胜利中获得有利于中国的成果。另一方面，1917年中国参战以后，在中国劳工部的组织监管下向海外派出中国劳工，则是中国作为协约国方所做出的贡献。
以法国或者英国为目的地的中国劳工登上了可能成为敌人靶子的轮船。最初的几支派遣队是取道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到达目的地的。过后的行程线路则是取道好望角或者太平洋，再从陆路穿过加拿大，最后穿越大西洋，在行程中运输劳工的轮船成为了德国潜艇的猎物。例如，1917年2月，法国Athos号轮船就在地中海遭到了鱼雷的攻击，造成540名中国劳工遇难。接下来在抵达法国以后，受雇于法国的中国劳工继续由法国军事当局负责。通过分包系统，对劳工有需求的企业开始使用这些人。因此，从布雷斯特(Brest)到马赛(Marseille)，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中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中，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中国劳工有的受雇于重工业企业，例如施奈德(Schneider)公司，有的受雇于汽车公司，例如雷诺(Renault)公司，还有的被推荐至港口管理部门。英国人雇佣的中国“苦力”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就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
每个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都得到了20墨西哥元的旅费和一个套在手腕上的标有工号、名字、近亲姓名的身份牌。在法国逗留期间，“苦力”一天工作10小时可以挣1法郎，这差不多是英国普通士兵工资的一半，而工头则可以挣2至5法郎。另外，每个月还会有lO墨西哥元(5.5美元)付给劳工在中国最亲近的亲属。虽然这些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自己负担饭食和住宿，但他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医疗补贴，而且如果由于健康原因中断工作6个月后每月的津贴也会中止。
受雇于法国政府的中国劳工签有一份需要在法国呆上5年的合同，如果在此期间回国的话，费用需要自理。为了能缓和法国工会的批评，在法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的运气要比那些在英国人监管下的同胞们好些。除了住所、餐具、衣物之外，他们每天还能得到2.5法郎。当时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的最高工资相当于5法郎1天，譬如说一等翻译的工资，而法国人在上海招聘的总技师每天则可以挣到8.25法郎。法国人雇佣的中国劳工在做相同工作时，
得到的薪水和本地工人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还可以享受不超过6个星期的每天50生丁的医疗补贴。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雇佣的中国劳工都享有每周的休息日，但是在法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除了享有法国节日的休假外还享有中国节日的休假。
尽管英国人雇佣的中国劳工原则上不应该参与“军事活动”，但他们还是服从了军事命令，被安置在了大西洋沿岸，主要是法国的西南部，那里有能容纳3 000人的兵营。1918年期间，他们负责挖掘英国士兵的战壕，掩埋尸体，在阿拉斯(Arras)和康布雷(Cambrai)之间建造飞机场。在法国方面，中国劳工首先是由战争和殖民地事务部创办的殖民地劳工处来负责管理，后来转由劳工部负责。中国劳工分布在法国各个地方，安置其的营房比英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所住的营房要小，营房一般都在靠近村镇的地方。但是，和英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一样，受雇于法国人的中国劳工也位于靠近前线的地方，即使他们不被看作“战斗人员”，也是要冒很大危险的。特别是在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人公墓。他们还向前线运送弹药。甚至有些人就留在了法国兵和英国兵的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另外根据英国首相乔治(DavidLloydGeorge)在回忆录中所作的记述，在加莱(Calais)和敦克尔克(Dunkerque)工作的中国劳工还遭受了空袭，回忆录记述了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苦力”遇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劳力的输入引起了雇佣双方之间的相互不满。法国雇主宣称中国劳工很难适应、适合工作，以至于雇主们在把劳工吸引来之后，又希望迅速地把他们脱手。在南特(Nantes)和波尔多(Bordeaux)雇佣中国码头工人的企业抱怨中国劳工难以管教。波尔多(Bordeaux)和纪龙德(Gironde)的港口开发经理在1917年写到：“如果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摆脱这些中国人，我们将非常感谢你们。”偶尔法方也会批评中国工人有“非常恶劣的思想，甚至会张贴针对翻译人员的颠覆性的、威胁性的话语。”或者是“关于法国及其协约国的带有偏见性的文章”，马赛的码头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