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远赴欧洲参战的中国劳工。
从劳工方面来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劳工普遍都感到非常失望。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非常的严峻，一些人被送上了火线，这违背了最初给他们的承诺。尽管在法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从1917年5月开始就应服从于军事条例，但在1916年和1918年之间中国劳工还是参与了25次骚乱和罢工。1917年9月发生在敦克尔克的中国劳工的罢工事件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抗议暴露在德国的空袭之下，最后罢工演变成和国民别动队的武装冲突，在冲突中有2名中国人被打死。
收入微薄的中国雇员，除了与外界有限的接触外，一直没有和法国民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欧洲人往往是带着优越感看待中国劳工的，经常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采用种族主义的态度。“当黑鬼、中国佬不工作的时候，应该被监管起来。在他们被合理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他们花样很多，但是即不会知足也不会犯下暴力的罪行。他们很顺从、很听话。”另一篇英国日报的文章这样得意地描述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这是些大孩子，不论他们实际几岁，每个人的心理年龄都不会超过10岁。”
事实上，中国劳工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雇主一开始设想的那么顺从和随和。中国劳工经常抗议雇主违反合同，抗议工作条件所带来的风险，抗议被生硬地对待，这些都是中国劳工非常看重的。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中国劳工的敌对行为，直至对抗行为的源头是法国工会。例如，1917年在乐魁索的军工厂和圣但尼(saint－Denis)的煤气工厂中，法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就爆发了冲突，还有i918年在鲁昂(Rouen)的港口“法国士兵和工人与中国劳工之间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冲突”。
在法国的中国劳工不仅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还大力培养爱国感情，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遭受种族主义和歧视，就像他们的同胞在美国所遭受的那样。因此就有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教授的夜间课程，或者1919年后由大学聘请的大学生所教授的夜间课程。在这个背景下，在法国的中国劳工被反复灌输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赌博和斗殴的观念，这些都有利于学习和储蓄，并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了爱国心上。这种方式和在美国华人社区扎根的早期国民党的目标没有什么不同。
就像在美国一样，在法国的中国劳工中出现了国家意识和政治社会化。“居住在法国的工人、商人和大学生”都庆祝了1911年10月10日的革命。他们都反对军阀张勋的清朝复辟活动，他们还在1918年向直隶省由于受洪水灾害而面临饥荒的中国同胞寄去了捐赠钱物。法国的政治人物希望中国劳工回国后可以为增强法国在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做出贡献。将中国劳工运往法国的英国第二劳工分遣队的指挥官马尼克·顾勒(Manico Gull)在1918年证实说： “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劳工的出现可能是欧洲大战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时法国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Marius Moutet)注意到：“在这段历史中值得被牢记的就是中国政府明确想要积极参战的良好意愿，而这场战争是关系到法国自身存亡与否的。这种参与是非常珍贵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工厂中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军队中雇佣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
1919年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中国代表根据中国劳工在战争中对协约国方所做出的贡献，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最终他们所抱有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但在“周边国家”生活的中国人、“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商人和学生”、美国华人社区的居民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在1919年五·四这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深刻的政治运动中表达了出来。在劳工方面，英国雇佣的中国劳工，是在1920年被遣返回国的，然而很多在法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直到1922年才得以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大约只有300名中国人生活在法国。而其后招募的中国劳工将这个数字增加到了大约37 000人——还没有计算那些英国和美国政府招募的中国劳工，这个劳工人数大约是10万人。根据法国内政部1925年的报告，直到当时还有3000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招募来服役的中国劳工和学徒生活在法国。战争结束时，幸存的中国人中的大部分都回到了中国。根据1921年进行的法国人口统计，在法国的中国人数上升到113万人，其中2000名是新到的大学生，仍然还有很多劳工，他们都在等待回国。5年以后，清点出的中国人的数量只有2863人，这里没有算上留在法国和法国籍女子结婚的中国劳工，统计资料可以估计出这个数量约为3000人。